或者的或加上两撇念什么字（或者的或加上两撇念什么字）

最近有很多读者朋友对或者或者加两个字有疑问。有网友整理了相关内容，希望能回答你的疑惑。这个网站已经为你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有转行送外卖、上工地、进厂、开滴滴货运的。许康平十多年前给冉光辉拍照，一直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

全文7148字，阅读时间约14分钟

▲2019年12月21日，摄影师徐康平在同一个地方再次为冉光辉父子拍照。许康平供图

▲2010年6月20日，摄影师徐康平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拍下冉光辉牵着儿子扛货的照片。许康平供图

新京报记者 杨雪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冉光辉试着送外卖，做了两个订单，不干了。从山城的“棒棒”到外卖的“步兵”，这个时尚的故事并没有真正实施。现在，冉光辉仍然是大正商场的“棒棒”。有了这个，冉光辉养家糊口，在重庆市中心买了一套小套房。

山城重庆沿山而建，四面八方都是山。在这样的地形下，扛着竹棒两根绳子，在街上接工谋生的人，成了城市搬运的重要力量，他们被称为“棒棒”。

据统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棒棒”人数在20年内逐年下降。

在媒体表达中，冉光辉是一个被视为重庆“棒棒”精神象征的人。2010年，这座山城“棒棒”被摄影师徐康平拍摄，然后在互联网上传播，引起轰动。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人，手里拿着未来”。

冉光辉见证了行业的消亡，也开始尝试转型。偶尔，他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大直播灯，卖奉节脐橙到手机前摄像头，后面的墙上贴着许多脐橙包装盒纸壳。拍视频，做直播，他的一半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另一半是为了试水电商。

但这些都不耽误他每天去大正商场“上班”。嘴里叼着一包11元的烟，肩上扛着一两百斤的货，他穿梭在密密麻麻的商店之间，上楼梯跑得比别人下楼梯还利索。

今年52岁，扛着家庭的冉光辉。小儿子正读初三，面临中考，商场里只有十几个老兄弟还在做。他有危机感，来自岁月的积累，来自嘉陵江水般的整个“棒棒”时代的轰隆远去。

▲冉光辉喜欢夏天，他觉得赤裸上身工作更方便。许康平摄

━━━━━

当了一天外卖“步兵”

年底过去了，女孩们的裙角拂过解放碑，这是重庆最舒适的季节，再过几个月，夏天来了，再出去散步有点难以忍受。

冉光辉还嫌天不够热。他喜欢夏天，即使是最闷热的时候。他扛箱子的时候不穿夹克，出汗很开心，也不用反复穿脱衣服。“不脱工作(川渝方言，意思是方便)”。2月26日，他没有穿外套，只穿了一件薄绒圆领长袖衬衫，匆匆赶到大正商场。

这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段，他沿着新华路一直往下走，大约10分钟后，就能到达目的地。许多外卖员和他擦身而过，冉光辉目不斜视，对这些与自己有短暂交集的“同行”不瞥一眼。

“有人说我送了外卖，但我实际上去了一天。冉光辉说，2021年底，随着“双十二”的结束，“棒棒”生意开始进入淡季。在别人的建议下，他试图送外卖。他以为这份工作不会比做“棒棒”难，但他真的自己跑了，发现不是这样。

事情虽然不重，但在地形复杂的重庆，冉光辉要琢磨每一个奇怪订单的具体位置很久。他常年在朝天门活动，超越这个地界，几乎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爬上爬下，有些地方没有电梯，很累。我不会骑自行车，只能做‘步兵’，送货靠腿。只跑了两单，冉光辉就放弃了，“一单四块五，加起来九块钱，还要被平台扣三块钱。这笔钱不容易赚。”

一个“棒棒”换外卖可能并不少见，但这个“棒棒”是冉光辉，引起了很多关注。2010年，摄影师徐康平在重庆拍摄了冉光辉牵着儿子送货的照片。后来，经过自媒体的二次传播，冉光辉一手拖着背上几乎等高的货物，一手牵着儿子的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全国。有人说他“肩上扛着家庭，手中牵着未来”。

“当时我拍了无数‘棒棒’，他只是其中之一。2010年6月20日，大学毕业的徐康平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徘徊了10天。当他看到“棒棒”时，他举起相机。他即将离开重庆去杭州工作。在他离开之前，他想留下这个城市独特的“棒棒”形象。“他们即将消失。我学习了四年，人越来越少。抱着这样的想法，许康平在某个时刻按下快门，捕捉到了牵着儿子的冉光辉。这一天是父亲节，在许康平的几张照片中，他对冉光辉没有特别的印象。

照片混合在10多个其他“棒棒”的群像中，于当年7月在杭州的一家报纸上发布。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冉光辉根本不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直到2012年父亲节，这张照片才被发送到微博上，在全国引起轰动。朝天门的老板和同龄人来对他说：“冉光辉，你出名了。”。他拿着手机看了看自己的照片，心里没有兴奋感。很快，他把它放在一边。现在，他“转型送外卖”的消息再次引起了媒体的兴趣。

▲2月28日，冉光辉在大成商城背着板车穿梭。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

沾灰的棒棒

山城多梯坎，大正商场的运输广场在“三楼”而不是一楼。每天早上八九点，商家纷纷拉开卷帘门。

2月26日上午，冉光辉将自己的饭盒放在运输通道一个不起眼的货架顶部，然后深入两步。在一个没有灯光的狭窄角落里，他拖出了自己的平板车。左转，右转，然后左转，电梯藏在迷宫般的通道里。

“来了？”“啊。一路上遇到同行或商场管理人员，冉光辉会简单地问候两句话，但脚下从不迟缓。走到五楼，他把车放在老位置，正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冉光辉作为大正商场生意最好的“棒棒”，每天都会和熟悉的店主打招呼，问问有没有要送的货。他的生意集中在四楼和五楼，内衣，袜子睡衣，小店89平方米，大店可以占小半层。今天有没有货要发，有多少，什么时候发，发什么快递，冉光辉上下滑一圈，心里可以有点光谱，大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脑海中慢慢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按照节奏提货发货。

对于针织市场的“棒棒”来说，一年也要分淡旺季。夏天是淡季，因为衣服很薄，盒子的数量减少了，重量也很轻；在冬天，一个盒子不能塞太多厚衣服，一个订单必须送更多的盒子，冉光辉可以赚更多的钱，但这样的盒子很重，他记得最重的一个，一盒东西超过400金。

虽然是这个市场上最好的“棒棒”，但他这几年越来越觉得生意难了。“十年前的大正商场比不上现在。当时一家店一天发七八件甚至十几件货，现在有的店两三天发一件。有的店铺在这里开了十几年，有的做了就撑不住了，大浪淘沙黯然撤离。

今天下午，一家店彻底清理干净，桌面柜台上散落着很多内衣，“五元一条”的招牌吸引不了几个人。冉光辉接到了这家店的最后一笔生意。他拿着箱子离开后，女老板收拾好最后几条内衣，悄悄离开。

冉光辉不回答任何问题，也不在乎身后的人跟不上他的速度。他穿梭在四通八达的商场通道里，常常一转头就消失。

只有在午餐时间的工作间隙，冉光辉才会放松。“在这个商场里，起初有几十个‘棒棒’，但现在很少有人了。没有新人进入这个行业。我可能是这里最年轻的。冉光辉出身农家，家里有几亩薄田，一年四季，隔几个月就要忙农。忙了一会儿闲着，空闲时间出来做“棒棒”，“一是没有别的本事，二是图个自由。进厂，请假扣工资，不好请，钱还不能手清(川渝方言，意思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舒服。”

老板走了，冉光辉还在工作。他接到另一家店的电话，箱子已经打包好了，让他赶紧去运。他拉着手推车匆匆赶去。在这一天的工作中，他用肩膀、手推车和电动汽车运输。。。冉光辉的扁担放在商场的下水道后面，从头到尾都没有派上用场。

这是一根俗称“硬头黄”的楠竹，显然用了很多年，磨得油光滑亮。但现在它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大部分时间，站在厚厚的白色塑料水管后面。还有其他几根棍子，颜色不同，浅黄色，灰绿色，厚度差不多，长约一米。站着的时候，“棍棒”经常靠这些老人休息。这些藏在大正商场里的棍子，似乎已经很久没人用了。

▲2月28日，冉光辉在大成商城背着板车穿梭。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

扛出一套房

当棒棒不再使用时，“棒棒”也在逐渐消失。

如果要追溯“棒棒”的历史，或者可以推到明末清初。数据显示，当时重庆出现了“王爷会”、“土地会”等神会组织，其领导管理着一个地区的人力运输。随着水运业的发展，原本流动分散的码头脚夫逐渐聚集在一起。清光绪年间，重庆出现了“九门八码头”，逐渐取代了神会。李邦随后租用码头经营权，控制各码头的搬运和装卸。

民国时期，力夫要想在码头谋生，必须参加由“把头”控制的帮派。民国后期，行帮兴起，从事人工搬运的苦力可以加入“袍哥”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原帮会组织的装卸工人大多转入装卸公司。直到1982年，重庆才以“限制单干、打击投机、禁止野力”为政策。

与许多人印象中模糊的码头力夫不同，现在的“棒棒”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新事物”。

根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1983年，为了搞活经济，重庆开始允许“农民进城搞运输”。由此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山城棒棒军”。在最繁荣的时候，重庆有数十万“棒棒”在山城上下穿梭，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棒棒军”的数量在20年内逐年下降。

学者秦杰曾在重庆生活过很长时间。在对“棒棒”群体进行了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后，她写了一本书《重庆棒棒：城市感知与相对性》。书中将“棒棒”定义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庆携带竹棒、依靠体力劳动支出、主要从事人工搬运的零散搬运工”。”

冉光辉从未读过任何书。自20世纪80年代零散做“棒棒”以来，他已经进入这个行业20年或30年了。即使从2009年正式到重庆长期工作，他也是一个工作了13年的“老人”。

▲从大正商场到朝天门码头物流货运中心，“棒棒”们每天都在这里穿梭。许康平摄

十几岁的时候，地里不忙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带他去重庆，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朝天门码头到处都能“捡钱”。他记得当时的市场，从码头挑一担东西上街，大概两三元。他跑得很努力，抢着接任何工作，从不挑三拣四。这也是“棒棒”最讲究的行规——不挑重量，有工作就上去。如果有人挑三拣四，就会被别人看不起。

靠踏实肯干，也因为“明星光环”无形中为他背书，经营十几年，冉光辉现在在大正商场有十多个固定客户。“强胜商贸”的老板刘维均至今还记得当时冉光辉登上重庆本地报纸的样子：“头版，一个整版哦，整个商场都晓得了。”刘维均的儿子抢过话头：“父亲节那天儿发的。那张报纸现在都停刊了。”

“强胜商贸”是冉光辉合作最久的商户，双方曾经一起在老大正商场打拼，新商场建好后，又一起搬过来。生意最好时，“强胜商贸”一天发货十几包甚至几十包，它的繁荣，也连带着冉光辉生意兴隆。

对“棒棒”们来说，有没有固定客户很重要。“现在市场不行，固定客户数量多就还能撑得起，如果没有他们，全靠零散活儿，好多‘棒棒’一天都搬不到几箱货。”冉光辉多的时候一天要发30多箱货出去，少的时候也有十几箱。一箱几十百把斤。若只有一包，他常常选择人力搬运，扛在右肩上爬楼梯，比普通人正常走路还快。箱子从各个不同的店里搬出来，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再用小推车一次性推下去。垒多宽、多高，能不能刚好塞进货梯，他“眼睛就是尺”，一打眼心里就有数。

就这么五块、十块地挣，冉光辉硬生生在重庆解放碑挣出一套房子。“60平方米，不大，买得早也不算贵，2016年的时候7000多一平方米，40多万元。”40万，以扛一包200斤左右的货收入10元来计算，他扛了4万包货。买房以后，冉光辉感觉终于给妻儿“一个家”，他话说得谦虚，脸上的神情是毫不掩饰也无需掩饰的自豪，“买房子之前我和老婆带着小儿子租房住，20平方米，住都住不下。”

2月27日下午6点，冉光辉收工回家，他顺着新华路往家里走，1300米的上坡路，脚下生风。家里妻子已经开始炒菜，过年从老家带回来的香菜下锅炒肉，甑子里米香四溢。墙上挂着几张照片，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冉光辉看起来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当年牵着的儿子，现在已经超过父亲的肩膀高。

冉光辉对自己的成就很有自豪感，但对这个身份并不太认同。他始终觉得，做“棒棒”是卖力气、上不得台面的工作。但他不知道的是，“棒棒”早已经成了重庆这个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的是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劳自立，2009年，在中国重庆城市形象代言人评选活动中，市民票选结果显示重庆“棒棒”群体入围前50强。

▲2月27日晚，冉光辉展示他和儿子十年后在同一地点的合照。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

午夜棒棒军

作为行业明星，冉光辉觉得这份工作不会再有年轻人加入。“现在的娃儿都读过书，能找到体面工作谁愿意来吃这个苦？”他一个老表也在大正商场当“棒棒”，年龄已经60左右，最近也盘算着不干了，“去工地打点杂工，工资按天算，比当棒棒稳定。”

但其实也有新人加入，比如23岁的付家林。“进厂打工不好，要求太多。每当辞职总会损失工资”，当“棒棒”是做完一单立刻收一单的钱，这让付家林觉得安心。

2月26日这一天晚上，付家林干了自己入行一年多以来最累的一单。

这活儿是搬运地铁里用的机器。“今晚上这单十个人够了，你安排一下。”收到朋友邓常飙的短信后，付家林叫上了经验丰富的老尹和黄世斌等人，到了午夜时分，一行人到了地铁站内，看到要搬运的货物时，邓常飙的脸色已经不太好。“客户只说了不会超过500公斤，我本来以为是自动售货机，结果是个安检仪。”

根据机器上的铭牌，这块铁疙瘩重量达到了700公斤。这玩意儿之前没搬过，10个人能不能搞得定，大家心里都没底。“两边都伸出来一截，不好承力；棒棒也带得不对，太短了。要两根三米的才好弄。”老尹做“棒棒”多年，有技术能扛重，在这群人里很受尊重，他绕着机器走了两圈，觉得头疼。“来吧，动手。”老尹一声招呼，人群呼啦啦围上去，这个夜晚已经浪费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不想无功而返。

四条一米多长的棒棒，四个角上各用一条，一条架在两个人肩上。年轻小伙子顶不住重量只能在后面使劲，老尹和黄世斌拼着老骨头，在最前方开路。“预备，起！！”两人的额角暴起青筋，后方的付家林往前顶的手臂上血脉贲张，邓常飙也在队伍里，他身型瘦弱，使不上太大力气，但也尽力往上顶。一、二、三、四，老尹吭哧吭哧往前走了四级台阶，“不得行不得行！放下来！”

有人开始抱怨，觉得光是这一台机器今晚都搬不上去：仅这一个地铁口，就有三个坡道，加起来将近200级台阶。大拇指粗的绳子被松开，重新调整打结；年轻人们肩膀稚嫩，安排到不那么吃力的地方……休息了15分钟，十名“棒棒”再次上阵。“嘿咗！”“嘿咗！”“嘿咗！”“嘿咗！”上一步台阶，呼一声号子，男人们所有的力气踩在脚下、扛在肩上，不锈钢的棒棒被压出明显的弧度。还差最后一坡，就能抬上地面，老尹仍能坚持，另一名领头人已力不从心，付家林被顶上去，他第一次感受到前排的压力，16级台阶，走到第12阶时，众人的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雄起！”棒棒将付家林压弯了腰，从肩膀滑到了脖子。他用尽力气，撑完最后4梯。

▲2月26日晚，付家林和同伴们在地铁站内扛运700公斤重的安检仪。新京报记者 杨雪 摄

━━━━━

“棒棒已经消失”

聚集在一起的午夜棒棒军，在黎明前的晨光里散去。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几种身份：在工地打工的、还在校读书的、做平面设计的自由职业者……“棒棒”的工作不足以养活他们以及家人，在他们的选择中，“棒棒”大多是用时间和力气，弥补一部分收入差距的次要选择。

这个“次要选择”，自己能做多久？付家林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作为老前辈，冉光辉早已嗅到冬天的味道，除了尝试着跑了一天的外卖，他还曾试过直播卖脐橙。也拍小视频，“明星棒棒”的光环给他带来流量和关注，现在，他的视频账号粉丝超过10万，和粉丝合拍、卖家乡的脐橙、扛货时候顺手来个自拍……

“有公司找过我，说要签约合作，没得意思。”他看过一些合同，觉得当主播和进厂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钱不能现结、直播时间有规定，连收入都是三七分账，自己只拿三成，“我还要被他们管到。你看我现在，老家有个啥子事，早上坐个车回去，晚上就回来，要跟哪个打招呼吗？撇脱得很。”钱要手手清、时间要自由，十几年前选择“棒棒”的理由，现在依然适用。

冉光辉也知道自己在逐渐老去，虽然豪情壮志“还要再干十年”，但他的腰椎已经出过问题，手指也明显变形，他担心自己随时有倒下的一天。

在冉光辉尝试转型的同时，许多“棒棒”也在寻找更多的可能性。“转行送外卖的、上工地的、进厂的、去开滴滴货运的，都有。”10多年前给冉光辉拍下照片的许康平，始终关注着这个群体，在他看来，“‘棒棒’已经消失了。”

现在，在重庆的街头，仍能看到或坐或立的“棒棒”们，但数量已大不如前。许康平说，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几名学生近年来做过一次重庆棒棒生存现状调查，最后的结论是目前“数量已不足2000人，且以老年人居多。”

▲2月28日下午，解放碑附近等待接活的“棒棒”们。新京报记者 戚厚磊 摄

这和他最开始用照片记录这个群体的担忧相符。随着城市建设，朝天门码头在过去数年里的改造，让阶梯已经大幅减少。从大正商场往朝天门物流站这一条路被修成坡道，没有电动车的人，拉着推车也能走，虽然费点力，但总比肩挑手扛轻松不少。

运输工具的变化，让“棒棒”们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搬运工。他们用肩膀扛活，攒够一车就用推车送到楼下，再辗转换成带了电机的大推车，人坐在前面，车把手一扭，毫不费力。

还有一些变化超出许康平的预料，譬如电商和物流的发展挤压着“棒棒”的生存空间。除此之外，诸如快递、闪送等，也在顶替一部分“棒棒”的工作，货运平台的诞生也让一些年轻且更能自我学习的“棒棒”转向做货运司机等工作。

“或者可以说，‘棒棒’已经消失了。对于曾经数十万人的这个群体而言，个体的存余不影响‘消失’这个判断。消失不是等于零，而是约等于零。”许康平有些惆怅，他想，新出生的孩子们，恐怕不会再有“棒棒”这个概念了。

参考资料：

[1] 秦洁．《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相对性》，秦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