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农林大学是几本（浙江农林大学是几本大学）

5月9日，90岁的国务院前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离开。

“一诺贝尔奖获得者、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钱其琛是钱氏精英公式中提到的“二外交家”之一。钱其琛于1988年担任中国外长，经历了中国外交史上最复杂、最频繁的十五年。钱其琛参与了苏联关系正常化、海湾战争、印尼复交、中美关系博弈、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

虽然钱氏人口仅占中国全部人口的千分之二，但自宋代以来，钱氏名人已经载入史册。

近代，仅院士级学者就有100多人，最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另外，钱正英(水利专家)、钱临照(物理专家)、钱令希(力学家)、钱俊瑞(经济学家)、钱易(环境工程专家)；钱穆，钱钟书，钱基博，国学大师；钱永健，生物学家，诺贝尔奖；画家钱俊涛，钱松虎。此外，还有政军界的活跃人物，钱其琛、钱昌照(原政协副主席)、钱李仁(原中联部长)、钱信忠(原卫生部部长)、钱之光(原轻工业部部长)、钱永昌(原交通部长)、钱学中(原上海市副市长)等。

外界似乎经常用“井喷”来形容大量的钱家人才。许多研究学者说，钱家的血液中含有不同常人的DNA。但事实上，钱氏后代之所以人才济济，出类拔萃，与一块“瓦片”有着巨大的渊源。

“免死金牌”和八条家规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室的一角，一块像青瓦一样的铁片沉重地躺在展柜里。灯光下，“恕卿九死，子孙三死？?淡金色字体跃在铁片上。

别小看这块铁瓦，它可以换来九条生命的“金书铁券”，也是“免死金牌”的早期雏形。这件宝物的主人是钱氏精英的“祖先”——吴越钱王钱柳。

杭州人钱柳，年轻时属于标准的“失业青年”，曾靠卖私盐谋生。后来应召参军。公元895年，坐拥两浙的节度使董昌叛乱，因钱柳出兵平叛，两浙统一。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唐朝皇帝特别赠送了一张金书铁券。“上面有300多个字，大意是，你的功劳很大，我代代铭记你们钱家的贡献。杭州钱柳研究会会长钱法成解释说。

钱柳获得“免死金牌”后，召集家人宣布8条家规，告诫子孙不要骄傲，兄弟要齐心协力，家庭要和睦。假如子孙中有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会有灭门之灾。最后，钱柳还没有忘记向后人强调：“千万不要违反家训。”

钱柳给崇吴禅院僧嗣匡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五代后十二月写的。最后一首文行楷书，字体圆润，柔软刚爽，赢得了唐代书法的精髓。它是五代流传至今的墨迹，弥足珍贵。(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唐朝灭亡时，钱柳被命名为吴越国王。在统辖江浙闽等14个州治地期间，他始终保境安民。因此，当中原兵火不息，战争频发时，吴越国治下以杭州为中心的苏南浙北地区，却有着“人民至于老死，不知兵革，四时嬉戏，歌鼓相闻，至今不废”的盛景。100年后，苏轼追溯到钱氏治下杭州盛况后，评价为：“它有德于斯民。”

钱柳于公元932年去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意识到世事无常，君主不确定，想要立世不败，需要一套“生存法则”。因此，他留下了10个遗训，强调和补充了他精心创作的家训。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概念框架上，钱的后代将家训分为四个部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最终形成了现在的钱家训。

此后400年，钱氏一族严格坚持家训，始终处于高位，封君王、国王二十多人；封侯拜相，入仕内阁近百人。宋朝皇帝称之为“忠孝盛大唯钱氏族”。即使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也钦佩他的家庭教子。在南巡时，御赐匾额“清芬世守”。

临安钱柳研究会副秘书长陶福贤指着钱王祠里写着“祖武是绳”的牌匾说:“除了遗传基因，主要靠家训戒后。祖上的家风精神应如线一般，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子孙愚蠢，诗书必读”

“钱做吴越国王，他的后代不会做生意，不会做工，不会耕种，只能读书。多读书，很容易出名，做官的人也很多，也很容易取得成就。这是钱伟长对钱家“特产”名人的解释。尽管有调侃之嫌，但一言破钱氏家族繁荣的“秘密”。

20世纪初，列强虎视眈眈，革命如火如荼，整个中国弥漫着硝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局面，江苏无锡“七尺场”巷的一个院子里，却有一家人开心地开展了一场活动：抓周儿。

面前，这个面容憨厚的孩子在算盘、泥人、钱、书等物品中犹豫不决。他爬到床梯中间，用胖乎乎的小手抓住了一本书。父亲看到这一幕，心里很高兴。他笑着扭着胡子说：“按家谱要排‘钟’字，又抓到书，叫钟书吧。一代作家钱钟书的名字由此而来，而那位胡须飘逸的父亲就是钱基博。

钱基博（1887年－1957年11月30日)，原名基来，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经学家、教育家，与无锡士绅、巨人钱基厚为孪生兄弟。(钱基博与长子钱钟书合影。）

钱基博非常重视对儿子传统文化的教育。 钱钟书从小的启蒙书是《诗经》，每天放学后都要和父亲一起读古文。1925年，在江苏无锡“七尺场”巷的一个院子里，15岁的钱钟书捧着刚借回来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等刊物心中窃喜。钱基博，一位在清华任教的父亲，因交通不便，选择在寒假期间留在北京。这样，钱钟书就有了很大的机会“任性”读书，不用担心《诗经》中的单词和句子，也不用像往常一样放学后读古文。

但是到了暑假，父亲钱基博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钱钟书和弟弟钱钟韩每人写一篇文章，测试他们是否努力学习。钱钟韩将来成为自然科学家，当时用古文写的文章大气典雅，钱钟书交的文章被老人评为“不文不白，用词庸俗”。一怒之下，钱基博痛打钱钟书。从此，钱钟书再也不敢忽视学问了。

除了西方“七尺场”的钱基博和钱钟书的父子，东方的“七房桥”还有钱在无锡的另一个后裔，钱穆和钱伟的叔叔和侄子。

钱伟长回忆说，虽然当时处于乱世，人心慌意乱，但每天晚饭后，家里都会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活动。“父亲善琵琶和笙，四叔善笛，六叔好笛，八叔拉二胡。当他们合奏时，祖母、母亲、阿姨和兄弟姐妹围坐着欣赏，邻居们经常旁听?”

那时，谁能想到这个盘子坐在四面八方的小桌子前，用筷子敲水碗取乐的孩子，竟然是未来中国力学之父。至于钱伟长口中的“善笛”四叔，钱穆是一代汉学大师。

1919年，钱伟刚满6岁，四叔钱穆就把这位才华横溢的侄子带到了自己的小学。在此期间，军阀连年混战，学校经常停课，钱伟长不得不在叔叔的指导下自学，闭门苦读。在祖母的陪伴下，他们读《孟子》、读五经。每当有困难，叔叔都会给钱伟长详细解释。精通文史哲的叔叔曾回忆道：“在乡下的夜晚 ，能和三代一起读书也是贫穷中的一种乐趣。”

钱穆(前排中)送别钱伟长(前排右)赴美留学，合影留念。

“读经传根深蒂固，子孙愚蠢，诗书需要读。“钱家训中的这些警句使读书成为钱后人从未放弃的习惯和品质，也是“诗书需读”的鞭策。钱穆虽然生计不好，但还是坚持自学，经历了历史子集。最后，36岁的他凭借《刘向欣父子年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轰动。

钱伟长父亲早逝一度使家庭陷入困境。当时很多村民劝钱伟长的妈妈让钱伟长做手工，赚钱补贴家用。但是钱妈妈很坚定。“不管我们有多努力，多累，我们都应该让他学习，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都是这样要求的。我必须为我们的钱家留下一些阅读的种子。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长金经常讲述这个故事：“阅读确实改变了钱伟长的命运。他以国文和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他没有辜负他的母亲和祖先的训练。”

“娶媳求淑女，不计嫁妆”

婚姻是家庭繁荣的前提和保障。钱氏家训中明确要求，如果钱氏子孙结婚，不要在意对方嫁妆多少，而要看媳妇是不是淑女。如果你为家里的女人选择丈夫，千万不要贪图这个公子是否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而要看他的性格。

继承了这样的“教诲”，钱的后代会仔细考虑和选择婚姻和孩子。因此，在钱氏家族中，儿媳职业占教师的很大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家庭。

杭州钱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钱刚将家训中的“淑女”理解为知识渊博、文化知识渊博的女性。“有了这样的内助，钱氏家族的基因可以不断优化。而且在家庭教育中，有时候母亲的教育可能比父亲更细心，效果更好。”钱刚说。

1911年，也就是钱钟书抓周儿得名的那一年，浙江杭州钱氏迎来了新的生命。这个家庭被命名为“学森”，寓意“好学而睿智”。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是钱学森，未来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女士。她性格开朗善良，计算能力和记忆力都很强。钱学森的数学天赋可能来自她母亲的遗传。他的父亲钱均夫是前清的秀才，他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遇到了未来的亲家蒋百里。蒋百里早年在德国留学，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

钱学森和母亲章兰娟。

钱江两家走得很近。蒋百里甚至把他的三个女儿传给了钱均夫。当时只有5岁的小女孩是蒋英，她将来会成为钱学森夫人。当时他(钱学森)大，不跟我玩。我不习惯呆在他们家里，总是哭。他妈妈着急了，把我还了回去。但钱妈妈当时说，退出做女儿，长大后做媳妇。晚年，蒋英谈起这段经历还是忍不住笑了。钱学森1935年赴美留学，此时蒋英正在柏林音乐大学学习。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两人之间没有交集，一个苦读航空，一个研究歌剧。

1947年初夏，由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主办，28岁的蒋颖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办独唱音乐会，成为上海媒体关注的新歌手。住了12年的钱学森回到上海探亲，再次见到了“妹妹”蒋英。

蒋英后来承认，她和钱学森一见钟情，见面六周后，她在上海“闪婚”。两人62年的婚姻之路就此开始。钱学森曾多次提到：“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百思不得其解时，蒋英的歌声常常让我豁然开朗，得到启发。我很幸运。”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去”，这句钱钟书《围城》的名言似乎不适用于他和江洋的婚姻。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回到无锡老家，两人在“恋爱”中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引起了父亲钱基博的关注。

钱钟书，杨江夫妇

一天，钱基博私下打开杨江寄给钱钟书的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两个快乐无用，两个父亲兄弟都必须快乐。我们的幸福永远不会受到阻碍。看到这样的话，钱基博不禁赞叹道：“真是聪明人语。之后，钱基博亲自给江洋回信，信中大大赞扬了她的孝道，并立即认可了她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句时常被人引用的话语正是出自钱氏一族。钱氏家训不仅在个人、婚姻、社会等方面为子孙后代提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国家方面也提出了应有的责任。

19岁的钱伟长以国文和历史满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不久，918事件爆发。当时有报刊声称，由于日本有飞机，中国肯定会输给日本，而中国没有飞机。

听到这句话后，钱伟长直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办公室。“我想换专业，我想学习如何制造飞机大炮！面对钱伟长换专业的要求，吴有训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给你一年的时间。一年内，你每门课的成绩都必须超过70分，否则你就不会读了。”

当时钱伟长是个严重的偏科生。他在家乡无锡学习时没有学过英语，也很少接触物理知识。因此，在清华大学的考试中，他的英语成绩是0分，物理成绩是0分绩是5分，但鉴于国文和历史都是满分，所以才有机会进入清华。

钱伟长后来回忆说，物理课上了七个礼拜，测验成绩还是一塌糊涂。“我那时也有点害怕，我怕学不好，学不好也不行啊！我拼命学，每天早上5点就到科学馆背书。”四年后，钱伟长以物理系第一的成绩成为吴有训教授的研究生与得意弟子。

专注于研究钱氏家族近十年的杭州钱镠研究会顾问、浙江大学邹身城教授认为，钱氏后人的这些举动都和钱氏家训有关。“国家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学好什么，而且一定要学好，一定要报国，为祖国干出突出的成绩来，这个思想在钱家是非常重视的。”邹身城解释。

后来，钱伟长出国留学继续深造，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8月6日，钱伟长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籍从洛杉矶乘货轮到达上海，经秦皇岛转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清华园。新中国成立后，钱伟长参与制定的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为中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奠定了基础。

相比之下，另一位钱氏后裔，钱学森的归国之路却历经坎坷。

钱学森一家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辗转回国。

二战中后期，钱学森已经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想回到祖国，可当时正值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席卷美国，钱学森成为被监控和怀疑的对象。他先后被禁止离境甚至一度被逮捕。

妻子蒋英辗转寄信给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求助。信中，钱学森写道：“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无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夫妇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缓缓靠近香港海岸。钱学森将脸紧紧贴近舷窗，逐渐认出了礁石和海岸线上的轮廓。后来，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急切地向外张望，在美国居住了20年之后，我，终于回家了。”

回国之后的钱学森在抵达北京之后，立即开始展开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如火如荼地展开。在钱学森的带领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氏家训》与钱学森之问

面对国家的问题，钱氏子弟坚定地选择秉承家训，做法也几乎如出一辙。回顾“科技三强”的人生不难发现，人们对他们的敬仰，更多是在于其勤奋好学和报效国家。而这正是 《钱氏家训》和家庭教育的核心价值。

“《钱氏家训》的核心和精髓就是重教明理，推陈出新。他们钱氏的文化基因具体地说就是把教育当作做人之道，当作培养人才整体发展、全面发展去看待，所以钱氏后人大多数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邹身城教授解释。

钱伟长也曾表示过家训对他的影响颇深。他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这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所言“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如出一辙。

事实上，从宋代开始，钱氏后代就已经有祭祀、恭读家训等重大家庭教育活动。但后因战争、文革等原因一度中断导致不少后人不知家训为何。现如今，市场经济、应试教育、宗族消失、钱氏家训文化教育日渐式微。家训逐渐符号化而失去原有的意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存在严重的断裂。

学者钱文忠带领钱氏后裔在典礼上恭读钱氏家训。

近年来，全国各地钱氏宗亲再次倡导恢复祭祀、朗读等方式传承家训力量。上海钱镠研究会在当地学校特别设立展览馆讲读钱氏家训，作为学生素质教育活动之一 。《钱氏家训》已经慢慢融进当地的社会生活，走进了校园的课堂中，成为现今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部历经千年考验的《钱氏家训》正以新的方式扮演着新的角色从而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17年6月刊】 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