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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过去的25年里，“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两制”的创始人、领导人、实践者和维护者。回顾历史，香港和香港同胞从未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同胞不屈不挠的民族救世斗争，在香港岛、九龙、新世界留下了许多活动足迹，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足迹大多消失在喧嚣的市场烟雾中，但这段历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香港各个角落仍然存在的这些珍贵的红色历史。

“香港抗日第一家”：罗家大屋

汽车从港岛经过沙田、大埔，大约50分钟车程到沙头角。穿过乡间公路，在车上可以看到郊野的山林，有时沿海蜿蜒的道路，可以看到大片的滩涂和蓝色的大海。在不远处的另一边，深圳盐田隐约可见高楼林立。

罗家大屋位于沙头角石涌凹，离乡间公路不远，由巴拿马华侨罗奕辉于1930年建成。下车后，我看到一座黑瓦黄墙的岭南建筑坐落在一座小山林旁。房子前面有宽敞的院坝，旁边有几座新房子。经罗氏族人同意，罗家大厦正在改造为“沙头角抗日战争纪念馆”。由原东江纵队香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协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香港广州协会联合会主办，由新界乡议局、新社会联合会、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协办，主要介绍东江纵队与香港九大队的抗日战争历史，以及被誉为“香港第一抗日”的罗家抗日事迹。

走进大屋，看到建筑依然高大坚实，岭南民居常见的传统方砖铺在地上。大屋分隔多个房间，现在用作抗日战争史料展览。新的展板使抗日战争纪念馆初具规模，这也将是香港第一个纪念抗日战争的特别纪念馆。

据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女儿、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介绍，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袭击珍珠港后几个小时内攻击了香港。香港和英国政府抵制了18天的投降，香港进入了3年8个月的黑暗岁月。在此期间，香港人口从约160万减少到约60万。中国共产党是香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香港九大队成为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自始至终坚持抗日战争的武装力量。在日军进攻香港的那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一支武术队来到了家乡香港的沙头角。罗家大屋成为广东游击队进入香港后的第一个立足点，也是后来成立的香港九独立大队的活动基地和交通站，见证了香港抗日战争的进程。罗雨中(和妻子黄财娇)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罗汝澄、罗欧锋(和妻子欧坚)、大姐罗许月(和丈夫黄翔)等11人，满门豪杰，可谓名副其实的“香港抗日第一”。

罗家大屋展板：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主要领导。《紫荆》杂志记者 严骏 摄

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

乌蛟腾抗日英雄纪念碑位于沙头角乡间公路的树林旁，环境幽静，让人感到肃穆。纪念碑位于一个约200平方米的纪念园内，纪念园门上刻有“乌蛟腾烈士纪念园”字样。纪念碑矗立在公园里。纪念碑高约十米。纪念碑顶部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中间有一行“抗日英雄纪念碑”，这是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问题。在纪念碑的中间，有四个“浩然正气”的黑色背景金字。碑座上有一些花，碑后面和周围也有一些花束，可见人们经常来祭奠。

乌娇腾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重要据点。日军占领香港期间，对乌娇腾村及周边村庄进行了10多次扫荡。乌娇腾村民与游击队抗击日军，保卫家园。1942年9月25日(农历8月16日)，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群众交出自卫武器，供游击队成员使用。村长李世藩和李元培带领村民们坚持日军的折磨，坚定不屈。李世藩因伤势过重而英勇牺牲。据尹素明介绍，抗日战争期间，乌蛟腾村为抗日军牺牲了9人，堪称抗日英雄村。1951年10月，为纪念抗日英雄，村民们自发地在乌蛟腾的山坡下修建了一座小烈士纪念碑。村民自定每年农历8月16日为祭祀日，至今仍每年举行祭祀仪式。2009年，乌蛟腾烈士纪念园迁至现场。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腾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个国家抗日战争纪念设施和遗址。

乌蛟腾抗日英雄纪念碑位于香港特区新界沙头角乌蛟腾村。2015年8月，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100个国家抗日战争纪念设施和遗址。《紫荆》杂志记者 连振海 摄

抗日英雄村：乌蛟腾村

乌蛟腾村距乌蛟腾抗日英雄纪念碑10分钟车程。位于小山坡上的乌蛟腾村，大约有20-30户人家。村口是一个小停车场和几座祖庙。大多数房子都是新建筑，但也有一些旧建筑的废墟，有几座完整的旧建筑，实际上看到了红色的痕迹，在几堵旧墙的屋檐上，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方形的尺子看到了方形的五角形星。

乌蛟腾村民居上的五角星清晰可见。

在乌蛟腾村，不得不讲护碑人李汉的故事。李汉是乌蛟腾村的土生土长，今年5月刚去世，终年96岁。15岁时，李汉参加了香港第九独立旅。他的第一任村儿童团团长带领40多人唱抗日歌曲。他还在邻近的村庄表演戏剧，积极宣传抗日战争。他还协助在白天放哨，截获村里的陌生人，保卫家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1950年，李汉与住在南洋的李源勋等人发起为李世藩等烈士树碑立传，纪念碑于1951年10月建成。在接下来的60年里，李汉一直守护着纪念碑，成为忠实的护碑人。李汉积极参与1985年纪念碑的重建和2009年的扩建，直到他去世，他仍然是纪念碑管委会的成员之一。

乌蛟腾村还举行了重要会议“乌蛟腾会议”。1943年，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成立。2月，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和东江军政委在乌娇腾村召开联席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未来的斗争战略和任务，使东江抗日游击队摆脱了被动局面。

黄毛应村玫瑰教堂：香港九大队成立点

然后我们来到西贡大网子附近的黄毛应村。这个村庄隐藏在茂密的森林和树荫下。村里的原居民已经搬走了，村里的房子也变成了正在建造的豪宅，但仍然有几个破旧的锌铁屋顶小屋。天主教小教堂，屋顶上有圣母像，非常引人注目，这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立的地方。从侧面半盖的旧铝窗望去，尘封已久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所有的装饰品都很旧，有木梁和长椅。祭坛中央有十字架和圣经。前东江纵队香港九独立旅老游击战士协会会长、香港九旅“鬼通讯员”林珍告诉我们，日本占据香港时期，日本为了镇压抗日游击队，经常在新世界大规模扫荡，逮捕大量村民，酷刑迫使他们提供游击队信息，“他们在教堂里，村民挂在屋顶梁上，鞭打酷刑，让大量无辜的平民死亡”。

林珍继续说，除了武力欺压，日本人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废除了白米配给制度，只有为日本当局服务的工作人员才能获得配额，导致黑市米价大幅上涨。普通市民只能用杂粮和树皮维持生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血腥残酷混乱。“日本人抢走了所有能抢到的东西，从香港的历史遗迹到普通市民的私有财产。日本当局在香港发行了大量军票，迫使市民用港元兑换，掏空了市民的积蓄，使许多人死亡。

面对日军暴行，1942年2月3日，由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黄毛应村玫瑰教堂正式成立。他们在港九、新界进行了一系列顽强的抗日救亡斗争，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于1942年2月3日在黄毛应村玫瑰教堂正式成立。图为黄毛应村玫瑰教堂。

秘密大营救中转站：杨家祠

从九龙出发，从青山公路到荃湾到元朗平原，汽车穿过元朗平原的乡间公路，停在大棠村附近的树荫下。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步行前往杨家祠。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元朗平原的最深处，青山下，绿树掩映，黄墙青瓦，一座大房子静静地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

步行十分钟后，我来到一个占地约几亩的庭院前。门檐高大，门檐下写着“杨家村”三个字，左边写着“杨开晋代”，右边写着“家派梅州”。这是著名的杨家祠。杨家祠建于1933年，由印尼华商杨氏兄弟建造。杨氏兄弟从印尼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在香港新界受阻，未能回家。因此，他们在元朗建了一栋房子，定居下来，以耕作为生。抗日战争期间，元朗农村受到土匪和日军的双重侵害。广东抗日游击队来到元朗农村，赶走土匪，抗击日军，与村民一起保卫国家，逐渐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此后，杨家祠成为广东人民游击队和港九大队的重要交通站。在著名的秘密救援中，它曾经是最重要的救援中转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件发生后，茅盾、夏衍、邹韬奋、胡风、柳亚子等大量民主文化名人转移到香港。1941年12月，日本军队进攻香港。这些民主和文化名人处于危险之中。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通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及其领导的地方组织（1942年2月成立的香港九大队前身）找到并安全护送这些民主文化人士到东江游击区，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当时大营救有四条路线，营救了800人，没有人受伤落入敌人。杨家祠中转的西线陆路是主要路线之一。当时大营救有四条路线，营救了800人，没有人受伤落入敌人。杨家祠中转的西路陆路是最重要的路线之一。据茅盾《脱险杂记》介绍，当时他们在秘密护卫下，从九龙出发，沿着荃湾穿越大帽山，先来到杨家祠停顿一晚，沿着元朗交通线避开日本检查岗，通过封锁线穿越深圳河，最终安全到达抗日游击区据点。

杨家祠门关着，几位村民和老人在杨家祠门前的树下乘凉聊天。我们上前问，杨家祠还有十几个后代住在这里。过了一会儿，一位老人从医院出来，80多岁，黑红脸，非常健康，是媒体报道的秘密救援见证人杨永光。这时，梅州的客家人用客家乡音和老人聊天。杨先生立即打开门，让大家进入院子，一路与家乡人愉快地聊天。院子很大，院坝约几百平方米。中间一个门楣上写着“适庐”，有对联“适居仁里，庐山人群”，左边一个门楣上写着“迎祥”，有对联“适居新界疑华界，庐山结乡仿故乡”，右边门楣上写着“淑气”，有对联“适居邻里仁为美，庐山人环治不孤”。除了三个门庭的主体建筑外，还有一些较低的附属建筑，院子里也可以看到青山。大家在院子里尽情拍照，杨老先生也和大家合影留念。杨先生秘密营救时5岁。他记得陌生人经常来家里，或者吃饭，或者休息一晚就离开。

我们呆了几分钟就从院子里出来了。下午的太阳像火一样炎热。一路上，田园风光并不太热。回顾青山下宁静的红色历史遗迹杨家祠，时间似乎倒流了。也许文化名人和革命祖先走过的路、喝过的水、停下来的地方和今天的场景没有太大区别。在共同抗击日本军队的那些年里，中国共产党是骨干，游击队与人民一致，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寻求幸福和复兴的伟大旅程的缩影之一。

杨家祠的“适庐”。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还有一些旧址，很难找到当年的样子。只有旧照片描述了沧桑，如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华商报社等。除上述红色历史遗迹外，还有西贡斩竹湾抗日英雄纪念碑。香港九大队西贡中队袭击了日本驻地西贡官坑七圣古庙，以及屯门新遗址中共在香港建立的高等院校达德学院。叶剑英曾访问过爱国华侨住所潘屋。随着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早期活动的历史，这些红色历史遗迹的历史价值将超过重要性，为香港近代史上丰富多彩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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