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加京念什么（黑加京念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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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时，大学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另一条是人多的近路。徐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许渊冲在日记中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2021年4月，翻译家徐渊冲最近公开谈到“接班人”，他的百岁生日前夕。

6月17日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翻译家、教授徐渊冲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徐渊冲的一名学生告诉《新京报》，徐老是 “安详死亡”。

儿子在国外，2018年妻子照君去世后，许渊冲独自住在北大昌春园的小房子里。学生们说，徐的家乡没有非常亲密的亲戚，日常生活由保姆照顾。

徐渊冲192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7岁时，他被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录取。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四年后，他获得了“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是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徐渊冲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亚洲翻译家。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翻完14本书，他就不翻了。“(莎士比亚的)不会喜欢每一本书，有些真的不好。“许渊冲最新的翻译作品是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伊人倩影》（《The Portrait of a Woman》），此后，他开始写自传《百年梦》。

如今，《百年梦》再也没有机会写完了。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寻找接班人是他经常提到的话题。在他百岁生日前夕，央视记者去采访，问他有什么生日愿望，他转而问对方:“你在哪里读外语？记者感到惊讶，问他：“你想让我成为你的接班人吗？“只要有可能，不要小看，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今天。”许渊冲用招牌的大嗓门回应道：“只要有可能，你就不要小看。”

记者说他40岁了：“现在还能及时翻译吗？老人挥挥手，微笑着继续说：“我60岁才开始。只要你现在开始，就没有时间了。。。将来取决于你。我想是的。我可以超越我的前辈和后代。”

百岁老人

徐渊冲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百岁生日聚会。

4月18日，许渊冲坐在北京大学博雅酒店的会客厅里睡着了。经过几天的大风，徐渊冲在卡其色西装里穿了一件同色的薄羽绒服，既保暖又体面，这是老人的讲究。

徐渊冲半身仰靠在沙发上，头微微抬起，眼睛闭着，发出轻微的声音。在小客厅里，有来参加生日宴会的客人，包括北京大学的老师和来自上海、洛阳等地的学生。客人们进门后，不自觉地压低了说话的声音，偶尔侧身看着打瞌睡的老人，生怕吵醒他。

事实上，100岁的许渊冲已经很难听到别人说话了。在和别人聊天之前，他总是大声告诉对方：“我听不见，你大声说”，一边伸手指指着自己的耳朵。徐渊冲年轻时声音大，脾气暴躁，得到了一个外号叫“许大炮”。

中国翻译协会执行副会长黄友义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徐渊冲的场景：“徐先生的声音像钟一样响亮，说话速度非常快，气势如虹，气势磅礴。我几乎没有机会插嘴。”。

许渊冲在北大参加生日聚会。新京报记者 王伟哲 摄

现在听力下降，担心别人听不见，徐渊冲的声音更大了。

下午3点左右，许渊冲醒了，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周围的人。客人们被邀请出去，几分钟后，徐渊冲坐在轮椅上，被学生们推到宴会厅。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送给他一份生日礼物：一副书法作品和一束鲜花，上面写着“愿山作寿，常与鹤同行”。

许渊冲大部分时间都静静地坐在台下。播出一段以韩宁翻译的《将进酒》为主要内容的视频后，徐渊冲接过俞敏洪递过来的麦克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翻得好”。

舞台上分享的是他的学生，坐在舞台下，也是他的学生，很多都退休了。徐渊冲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称信息工程大学）担任教师20年；1983年，徐渊冲调到北京大学任教，直至1991年退休；自1999年以来，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与欣赏”课程。

徐渊冲学生太多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生日聚会的前两天，他不同时期的学生们给了他两次生日。学生们从上海、洛阳、郑州等地来，邀请老师到离家不远的湘菜馆吃饭。

学生王裕康还记得，吃饭时，许渊冲兴致勃勃，在饭桌上和同学们谈起翻译。“大家都知道，他主张翻译要讲“意、形、音”三美，但吃饭时，他提到三美要根据情况表达，不要坚持每篇文章都要实现三美，要看具体场合和作品。”

和别人聊天，徐渊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翻译，北大生日聚会也是如此。在20分钟的演讲中，徐渊冲的演讲从翻译“道”开始：“ 他们(外国人)把‘道’翻译成‘道’DAO中国人也不懂。什么是‘道’？这很简单，‘道’是真的。英语可以翻译成truth，所以“道可道”(可以翻译成)truth can be known，真理是可以知道的。”

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不知道诗中有多少翻译错误。这种翻译怎么能让外国了解中国？…在座的各位，这是你们的重要任务之一，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更加辉煌。”

“老小孩”

生日派对结束时，许渊冲回了他住了近40年的家——北大昌春园。小两居室保持了上个世纪的装饰风格，水泥地面上有各种木制家具，头顶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吊扇。

和人聊天时，徐渊冲总是坐在一张米色的单皮沙发上。也许是因为使用时间长，沙发的扶手开裂了，露出了黑色的星星。客人来的时候，沙发朝门口；客人走了，徐渊冲坐在沙发上，用脚轻轻转动，沙发转向书桌，他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

原木色的书桌上有几支签名笔、日历、字典、放大镜、不同的杂志和书籍，中间是徐渊冲和妻子的照片。照片中的两个人坐在一排书架前，穿着同样的白色外套，看着镜头微笑。

放大镜总是放在许渊冲的书桌上。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书籍和照片是这个家庭中最常见的东西。徐渊冲的卧室靠墙放了两排书架，上面放满了他翻译的作品。与翻译放在一起的是徐渊冲不同时期的照片，如西南联大时期、到处游玩、和老朋友一起过生日等。

唯一没有许渊冲或家人出现的照片是老朋友杨振宁。照片中，杨振宁和妻子翁帆坐在徐渊冲房间的沙发上，翻译莎士比亚的手稿。

两人的友谊始于上个世纪。1938年，17岁的徐渊冲以第七名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杨振宁在2万人中排名第二。

许渊冲总是喜欢和杨振宁比较。他们一起上了老师叶公超的英语课。在第一次小考中，徐渊得了85分，杨振宁得了95分；期末考试两小时后，杨振宁在一小时内交了试卷，成绩也是全班第一。“难怪他小时候说他将来会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天才吗？许渊冲多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

西南联大毕业后，两人有50多年没有联系，直到1997年才在北京再次见面。杨振宁送许渊冲一本《杨振宁文选》，许渊冲回对方一本《追忆逝水年华》。获得北极光翻译奖后，徐渊冲回西南联合大学原校址发表演讲，再次提到：“杨振宁太不体面了。我的外语系得了79分，他的物理系得了80分，比我多了一分。”

对许渊冲来说，西南联大时期的学习经历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这里，老师吴宓改变了他的翻译观念，让他从喜欢鲁迅的直译理论转变为“意译是否合理”；他还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为美国空军翻译，创造性地将三民主义翻译成“of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 for the people首次从翻译中获得名声。

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徐渊冲仍然坚持翻译，但翻译的舞台已经从原来的战场变成了一张小桌子。白天事情多，晚上11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成了老人翻译的独特时间。眼睛看不清楚，于是他拿着放大镜看书，然后把译文一字一句地写在纸上。

在这个小世界里，他翻完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诗经、《楚辞》、《论语》、《道德经》等英文翻译也将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等作家的代表作翻译成中文。

94岁时，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完成14本书后，他没有翻译，“(莎士比亚的)每本书都不会喜欢，确实有些不好。”

近日，许渊冲开始写自传《百年梦》。此前，他曾出版过《西南联大学习日记》、《梦与真》、《绮年琐记》等多本自传。“以前写的是小学、中学、大学、留学。这个话题一听就知道是百年(经历)，不是一两年。许渊冲说。

在朝北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电脑屏幕上的字越大越好:全屏显示的word文档要调整到3号，文档要放大到150%。许渊冲打字时不喜欢看电脑屏幕，总是低着头盯着键盘。说完一句话，抬头看屏幕，发现错了，找到键盘上向上移动的按钮，按错地方删除。

与年轻人不同，徐渊冲只用两根食指打字。他总是戳键盘，然后停下来继续按下一个键。打字的速度也决定了老人的新书不能很快出版，但他并不着急。他仍然相信“随心所欲不超过规则”的概念：如果你今天累了，明天写；如果你不想写书，那就翻译；如果你不想翻译，那就写书；如果你什么都不想做，休息一下。

偶尔，电脑出了问题，许渊冲嘴里嘀咕着“哦，这是错的”，保姆小芳想上前帮忙，他总是喊着“我自己来”。小芳说，老人非常重视自己的作品，不仅不让她碰电脑，甚至每天打扫的时候也不让书架擦。在北京尘土飞扬的日子里，小芳准备扫书架上的灰尘，徐渊冲看到了，赶紧说“这里不用扫”。

许渊冲家的书架上摆满了自己的翻译和妻子照君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除了翻译和写书，徐渊冲还喜欢参观公园。长春园门口是一个小体育广场，徐渊冲觉得太近了，不喜欢，偏向2公里外的海淀公园。过去，徐渊冲总是自己骑自行车；2017年中秋节摔倒后，小芳骑着电瓶车带他去。

北京春天常有大风，小芳担心老人的身体，说要不要出去。老人总是摇摇头说:“我一天不动怎么办？一定要出去。有时候，风太大了，小芳骑着不稳定的电瓶车，“如果摔倒了怎么办？”摔倒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徐渊冲大手一摆，说：“没事，我不用你负责，我自己负责。我已经100岁了，我可以走了。”

一年夏天，下着大雨，许渊冲还想出去参观公园。小芳告诉他，下雨了，不能骑电瓶车，或者拿着伞在社区里散步。许渊冲不同意:“你可以一只手拿伞，一只手骑自行车。小芳哭笑不得，只好连连说：“不，我没有这个技术。”

在小芳眼里，徐渊冲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像个“老孩子”。他喜欢吃甜食，以前也喜欢喝冰可乐，2007年手术后，可乐不喝，变成了甜旺仔和露露。巧克力和奶油蛋糕总是放在冰箱里。即使是一小碗白粥也要放两勺糖。

2017年登上央视节目《读者》舞台后，徐渊冲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名人”。家里总有访客，他对翻译的评论总是出现在热搜上。上次他登上热搜，有记者去采访他，问他俄语成绩也不错，为什么不用俄语翻译呢？

许渊冲的回答依然“幼稚”：“俄语有一个问题。吃饱饭看这本书太累了，后来就不读俄语了。法语，很容易，和英语太像了，所以我后来做了法语。法语不费力。”

说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渊冲伸出手，在他面前比较了一段很长的距离，描述了两个人写的句子子有“那么长”：“你简直不想看，写那么长干什么，我想算了。”

“这样就美了”

或许很难想象如今的“老小孩”就是几十年前和半个翻译界吵过架的“许大炮”。

许渊冲对待翻译的态度，一贯是严谨而认真的，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艺术，要讲究“音美、形美、意美”，也要超越原文。他常把“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挂在嘴边，这也是他对美的追求和坚持。

最早因为“美”和人“吵架”，源于古诗翻译是否需要押韵的争论。彼时，翻译家王佐良推崇散体译诗，著作诗歌的形象、意境和气氛，认为“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许渊冲不同意，觉得散体译诗没有美感，一心想要批倒王佐良的“谬论”。

在朝北的屋子里，放着一台电脑，这是许渊冲写书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以《关鸠》为例，王佐良推崇阿瑟·韦利的翻译：“Fair, 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许渊冲觉得这个翻译“不美”：“哪有‘关关’叫的鸟？韦利说是‘fair，fair（美啊，美啊）’,也不知道是说声音还是意思。”

许渊冲说，水鸟是咕咕叫的，但“咕咕”太轻了，要加入响亮的原音“安”才能入诗，这才有了“关关”的音，这是几千年前古人展现出来的“音美”。许渊冲将其译为：By riverside are cooing ,a pair of turtledoves.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a fair maiden he loves.

“在我这里全部都是押韵的，所以北极光（国际译联设立的翻译界最高奖项）给的是我咯。”许渊冲在2020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道。

诗歌押韵是一件难事，偶有得意之作，许渊冲总是不吝于和人分享。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是许渊冲在北大的学生。在他的脑海里，许渊冲一直有一个穿着睡袍、坐在书桌前翻译的形象。

“他起床就坐在书桌前，开始想哪个词和哪个词能押韵，哪个词和哪个词放在一起用合适。”王强说，有时候去许渊冲家里聊天，他能拉着自己讲半天：“说自己早上4点起床就在想这个词，到了6点多，忽然就想到押韵的词了，而且意义完美匹配。”

4月底，在畅春园的家中，许渊冲半躺在沙发上，手上摇着一把丝制的团扇，开始讲起《静夜思》的翻译。这首表达思乡的诗，许渊冲翻译为：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 Looking up，I find the moon bright，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中国人喜欢团圆，看到月亮，也就会想到团圆，”许渊冲晃晃悠悠地，继续说道：“我把月光比成水，然后沉浸在乡愁中，这样就美了。”

多年前，许渊冲曾和钱钟书在书信中探讨过诗歌翻译的问题。钱钟书认为诗歌翻译有“无色玻璃”和“有色玻璃”两种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钱钟书选择“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许渊冲的翻译有过多发挥，属于“有色玻璃”。

但许渊冲却认为，如果原诗是真而美的，译文“真而不美”，也不能算是“传真”；但倘若译文“美而不真”，则有可能是“失真”，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大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钟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在“真”与“美”的选择中，最著名的论战和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相关。全书的最后一句话“Elle mourut”，翻译家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翻译家冯亦代形容许渊冲的翻译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许渊冲看来，市长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还有比‘魂归离恨天’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吗？”许渊冲不服。

如今，曾经和许渊冲论战的诸多翻译家已经离世，但关于“真”与“美”的争论却并未停歇。

接班人们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对许渊冲而言，翻译到底意味着什么。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答案至少是“很重要”。

王强记得，2018年，和许渊冲相伴60年的师母照君去世了。王强担心许渊冲，照君去世的第二天下午，他和一名北大的同学一起去看望他。到了家里，打开门，王强才发现老人仍然坐在电脑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做翻译。

那是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集，700多页，“平装的，字特别小”。看到学生过来了，许渊冲指着屏幕向俩人展示刚刚翻译的段落。

许渊冲告诉王强：“如果我现在不翻译，我没法想象我怎么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幸亏我还有翻译的世界，当我进到翻译的世界里，它那种强大的力量会把我从悲伤中暂时带离。”

来客人时，许渊冲总是坐在米色的单人沙发上和人聊天。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

王强听得很感动，俩人看到老人看书费劲，就把书拿到北大附近的复印店里，让店家按照最清晰的程度，把整本书用A4纸复印出来。一个多小时后，俩人又把复印好的新书送回了许渊冲家。

照君去世后，王强也曾问过老师需不需要钱。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许渊冲告诉王强，希望他可以帮忙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一套自己全部的译著。这也是认识多年以来，许渊冲唯一一次向王强提出请求。“这件事我一定要办，”王强说。

大学毕业后，王强留在北大任教，跟许渊冲的交往多了一些。有一次，许渊冲告诉王强，他有很多早期的法文书，这些书放到王强那里可能“更有价值”。王强连连摆手，说“不敢收”。

2017年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许渊冲直言，读书时俞敏洪不是最出色的学生，王强要更厉害些。

“我现在确实也不是好学生，因为毕业以后基本上没搞什么翻译，然后就出来经商了，一直做到今天，偏离了文化的很多轨道。”在北大生日会的现场，俞敏洪如此说道。

事实上，在许渊冲的学生中，全职做翻译的人少之又少。学生于晓是为数不多做过翻译的：“我至少翻了有四五本书都出版了，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还一本是卡西尔的《语言和神话》”。但这也是闲暇时的爱好，算不上职业。

学生王裕康则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全职的翻译，“翻译很累的，我们已经这个岁数了，纯文学的翻译就让更有才华的人去做吧。”谁是更有才华的人呢？王裕康想不出来。

毕业快40年后，王强才翻了人生的第一本书，他花了整整一年时间。这被王强认为是1984年上完许渊冲的翻译课后，“第一次交的、完整的作业”：“等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会送给许老师一本，让他像批改作业一样，有空再给我批改一下。”

对王强而言，除了翻译，人生还有诸多有意义的事情。但对许渊冲来说，只有翻译了。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学门口有两条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人多的近路。许渊冲“不喜欢走大家都走的路，只喜欢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在日记里，许渊冲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将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几十年过去，许渊冲仍然在“一个人走自己的路”：“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能做到中英法翻译。五千年来，只有我这么一个人！”

在北大的生日会现场，听完俞敏洪等学生的发言后，许渊冲主动伸手要了话筒，再次提到接班人的话题：“我到北大后，80多岁还在做翻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就是接班人，将来还是要看你们的。

学生们也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似乎也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可以用于翻译的时间。在生日会现场，有学生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以后每天也要翻译一千字。学生张蕾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我们用接下来的40年来追赶许老，尽量接近（他的成就）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