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4公斤是多少斤（55.40公斤是多少斤）

来源：【人民日报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成功解决了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近40多年间，全国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加到2019年的13277亿斤，增长了117.8%。1996年首次突破1万亿斤，2010年突破1.1万亿斤，2012年突破1.2万亿斤。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15年迈上1.3万亿斤新台阶，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13277亿斤，创历史新高，其中水稻产量4192亿斤、小麦2672亿斤、玉米5215亿斤。稻谷、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100%，三大谷物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粮食单产水平显著提升，亩产增加了一倍多。我国粮食单产从1978年的168.5公斤提高到2019年的381.3公斤，增长了126.3%，成为粮食总产量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粮油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大幅增加，食物供给充足。人均粮食年占有量是衡量粮食安全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按照我国现有粮食产量和人口计算，2019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达到了474公斤，如扣除大豆人均亦达到461公斤，约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5倍，远高于世界人均330公斤的水平，创造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我国肉类、奶类、水产品人均占有量2019年分别达到55.4公斤、23.6公斤和46.3公斤，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5.1倍、17.0倍和9.6倍。其中，肉、禽、蛋、水产品全国人均占有量130公斤，高出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人均120公斤的水平，比美国人均150公斤的水平少20公斤；蔬菜全国人均540公斤以上，相当于人均一天有3斤以上蔬菜，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6倍；水果人均占有量也达到190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食用植物油人均占有量22.2公斤，日本是18.9公斤、墨西哥21公斤、印度12.5公斤、美国46.2公斤。

应当说，我国粮食连续十七年丰产丰收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这是在积极应对自然灾害频发、资源约束趋紧、生产成本攀升、疫情冲击等诸多挑战的形势下取得的。今后一个时期，粮食问题并非“高枕无忧”，而是“稳中有忧”，新老矛盾问题叠加、近忧远虑交织错杂、挑战更加复杂多元，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极性下降，部分粮食品种产需形势已出现逆转倾向，粮食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言过关了。

从粮食安全框架体系看，必须着眼长远持续保障粮食供需总量动态平衡，这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实际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过程，是一个在动态中实现供求平衡的过程，历经由供不足需的短缺性失衡状态，到相对低水平的供求均衡状态，再到相对高水平的供求均衡状态的转变。几十年来，我国粮食供求形势由过去供给短缺，转变为阶段性“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粮食需求日益大幅刚性增长，中长期粮食供求形势“紧平衡”的格局依然不会改变，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巨大。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保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才能具备持续保障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较长一段时期的供过于求和供不足需两种失衡状态都会直接或潜在危及粮食安全。如果粮食供给水平明显低于消费需求水平，则存在粮食短缺风险，“米贵伤民”影响低收入群体的粮食可及性，甚至有可能逐渐演变成全局性的粮食不安全问题；如果粮食供给水平明显高于消费需求水平，则存在粮食过剩风险，“谷贱伤农”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可能加速粮食供给周期性下行拐点的来临，从而对粮食安全埋下潜在的威胁因素。

应要看到，这些年我国粮食消费增长的速度明显快于产量的增长速度，粮食供需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不断实现新的动态平衡。近年来，口粮产需相对平稳，小麦产需平衡有余、稻谷产大于需较多，玉米和大豆持续出现产需缺口，尤其是大豆主要依靠进口满足国内食用油消费和饲料加工需求。2020年国内大豆产量已经增加到1960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与以大豆压榨为绝对消费主体的上亿吨消费量级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产需缺口，常年进口已经增加到1亿吨以上。2005—2018年全国玉米产量从1.39亿吨快速增加到2.57亿吨，接近翻了一番，但玉米消费规模更加快速增加到2.7亿吨，近几年持续出现产需缺口。总体看，我国水稻、小麦完全能够保障自给，但优质专用型品种长期供不应求，越来越不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大豆生产自给满足食用消费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随着大豆压榨需求量继续高位攀升，油用大豆仍将是粮食供给中的突出短板。目前玉米产需受饲用和加工需求快速增加影响，国内产需形势逆转之后缺口进一步扩大，对保障谷物自给水平将造成较大压力。

研究表明，全世界范围内碳水化合物摄入在逐步下降，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逐步提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人均每天食物热量消耗从2080千卡增加到3194千卡，增长了53.6%，人均每天蛋白质供应量从51.44克增加到101.35克，增长了97.0%，人均每天脂肪供应量从28.37克增加到97.58克，增长了2.4倍，三项指标均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未来我国居民在营养摄入上仍存在着系统优化提升的空间。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指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动物性产品消费的增加，生产动物性产品比生产植物性产品需要更多的农业资源，在衡量我国粮食消费时需要从大食物的格局来考虑，有必要将动物性产品消耗的饲料粮折算进来。按照谷物当量形态，即各类食物消费对农业资源产出的需求量来计算，我国的粮食消费量仍然具有较大的空间。据测算，2017年我国人均谷物当量达到1320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1224公斤）高6.1%。世界上人均谷物当量最高的为丹麦达到3511公斤，其次是美国，人均谷物当量消耗达到3128公斤。总体来看，以谷物当量来衡量，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

如何看待迈向高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食物需求前景，需要放在国际国内大的发展环境中去考虑。预计到2035年前，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镇化率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我国仍处在食物消费结构持续转变过程之中，整个农产品的消费总量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一是从经济发展看，总体上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时，饮食结构才基本定型。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3万美元附近，出现了人均食物需求峰值，而日本直至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左右，才迎来人均食物需求峰值。2019年我国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大关，未来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还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二是从人口增长看，2019年我国人口突破14亿大关，较改革开放初增长了45.4%，未来10年左右，人口规模仍将在高基数上继续增长，这将在总量上拉动粮食消费需求刚性增加。三是从城镇化水平看，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60.6%，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和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取消落户限制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未来15年左右，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推进，预计将达到75%左右的峰值。而且，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突出，常住人口城镇化质量相比户籍人口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城镇常住人口，在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之后，食物消费结构升级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食物需求总量还会继续随之增长。

在我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面对人口继续增长和居民膳食结构不断升级的叠加效应，尤其是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结构升级，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仍将继续刚性增长。统筹考虑老龄化程度和粮食节损减耗等因素，全国粮食需求每年大致增加1000万吨左右。除了口粮消费会继续下降外，肉蛋奶等农副产品的食用消费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大部分需求增长将来自对畜产品和食品加工消费的增长。据估算，2005—2018年全国粮食消费增加4736亿斤，95%以上的消费增量来自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增加，其中饲料用粮增量占65%，工业用粮增量占31%。与此同时，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功能化食品消费增长趋势更为明显。未来15年左右，我国粮食消费需求仍将处于高位增长期，之后才能进入相对稳定的平台期，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历史高点尚处于6.5～7.0亿吨区间。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粮食供需紧平衡的格局依然不会改变，而且结构性问题将更加凸显。面对国内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谁来种地”等时代课题，以及世界粮食贸易不确定性增加、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显现等国际问题的挑战，满足不断增长的粮食消费需求、保障粮食和重要副食品供给安全的压力仍然巨大。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保障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粮食问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粮食多了是问题，少了也是问题，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多了是库存压力，是财政压力；少了是社会压力，是整个大局的压力。对粮食问题，要从战略上看，看得深一点、远一点”。“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食品安全”。党中央提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明确强调要把保粮食安全作为重要内容，进一步凸显了解决好吃饭问题对稳定大局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确保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紧紧围绕粮食安全“国之大者”抓主抓重，以我为主、立足国内，深入实施新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统筹处理好短期和长远、生产和流通、数量和质量、政府和市场、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实行地方党委政府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年年抓紧，落细落小、落实落地，着眼长远树立粮食安全“义利观”，构建“辅之以义、辅之以利”长效机制。综合考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等因素，制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力布局和结构调整规划，明确粮食分品种、分区域发展目标、方向、路径和政策措施，合理引导形成各品种与区域优势相匹配的生产格局。要坚持把粮食产能建设作为根本，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牢牢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严防死守耕地红线，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高标准农田，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强化产粮大县政策支持，调动地方抓粮和农民种粮两个积极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努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粮食供需平衡，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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