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石一个见（一个石一个见怎么读）

【读史笔记】

作者：郭瑞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是古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必然产物，尤其是经济交流。这个群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具体名称数百个，群体复杂多样，起着说话、见证、担保、调解的作用。对于当地社会来说，中国人是不可或缺的，促进了社会各领域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合同的形成。对于人们来说，这一群体在交易中建立了人际网络，以确保便宜和安全的交易。对国家而言，这一群体需要承担部分市场管理职能，稳定交易秩序。经过不断的历史演变，交易中的“中人”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中人”已经成为保证交易和合同实施功能的象征，最终走向固定化和程式化，一直存在至今。

从西周到春秋，承担见证职能的第三方出现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例如，卫宇铭文记录了合同签订时间、双方和交换标的物，然后第三方“五伯三司”调查了四个边界，见证了“受田”，这是“中国人”出现的最早形式。除了合同，中国古代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了第三方参与交易的最早称谓。《吕氏春秋·尊师》中有“段干木，晋国之大于子夏”，高诱注:“《玉篇马部》：“会买卖两家之，现在也是这个城市。“中人”是合牛马交易的“中人”。

到秦汉魏晋，第三方参与合同签订时的称谓开始丰富，并出现了“中人”的奖励。比如西汉神爵两年广汉县节宽德卖布袍券，这个卖布袍券的立契时间是“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钱千三百”和“任者”的价格□□、等待史长子仲、守卒杜忠等内容，任者为担保人，时在旁见证人，“中人”身份为候史、守卒。“沽旁二斗”，沽即沽酒，是对中国人的感谢(《中国历代契约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9页)。王国维跋：“一袍之买卖也有中费。”

春秋时期出现的“偏”开始与“庸”连用，文献中出现了“偏”、“偏”、“庸”同义连文的称号。《史记·货殖列传》：“节日期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这也比千乘之家高，其率也高。“汉书货殖列传”中也出现了“子贷钱千贯，节俭庸”的说法。从事说合牛马交易的人称，“说合牛马交易”的职能仍然是评价优劣，说合买卖。“非利士”逐渐成为第三方交易的习惯，牛马交易中的中介现象和行为也扩展到其他社会流通领域。“非利士”已成为商业交流中第三方的总称，后代产生了非利士、非利士等头衔，不再局限于牛马等交易。

从东晋到五代，政府以文券即红契征税。契税制度对“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契税政策实施后，为了防止逃税，政府开始利用市场上活跃的“中国人”（在此期间称为牙人）来帮助他们征税。因此，“中人”群体逐渐分为活跃在市场集镇的专业半官方群体，即以“牙”为名的“中人”和以亲友邻居临时充当的非专业合同中的“中人”；第二，在现实生活中使用了大量未纳税盖印的白契。白契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在交易者心中的保障力较弱。交易双方需要“中人”的干预来保证合同的有效性。“中人”成为合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此外，由于市场交易秩序管理的需要，国家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中人”作为建立合同的必要条件。《唐律疏议·名例律》载有“嫁给媒体，卖买有保”，“保”为“中保人”。

从唐五代开始，“中国人”的称谓开始以“人”为主，然后开始普遍描述“中国人”的身份，并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如《敦煌东加盈兄弟唐代九年分居文件》：“见阿叔石神，见人寿康常清，见人兵马使石福顺”(《中国历代契约精编》，第394页)。《赵明儿在高昌延寿四年买作人券》、《千书赵愿伯》、《时见刘尸包》、《临坐范养佑》(唐长茹:《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卷、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千书》、《时见》、《临坐》均为“中人”称号。

如今最著名的“中人”称谓“牙”字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如今，最著名的“中人”称谓“牙”字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在《资治通鉴》中，史思明和安禄山“都是互城牙郎，以骁勇闻”。胡三省注：“牙郎，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然后相互贸易。“被称为“牙齿”的“中人”应该是从“非利士”演变而来的。在唐代官方私人文献中，还有“中人”称号，如“牙人”、“牙子”、“市牙”、“牙保”等。在此期间，市场的繁荣、交易范围和品种的不断扩大，使得牙人的分工越来越细致和专业，出现了许多专业牙人的头衔。比如中介牛马买卖人叫马牙，中介粮食买卖人叫米牙，中介人口买卖人叫牙嫂，从事房地产和房屋买卖人叫庄宅牙人。

为了减少销售纠纷，稳定财政收入，北宋开始强制执行“标准合同”和“官方合同”。所谓标准合同和官方版本的合同内容应包括合同承包人、标的物、行业来源、销售原因、价格租赁、业主担保、业主签名、“中人”签名。合同条款已完全成熟。合同格式标准化的实施，使“中人”的地位合法化、格式化，同时也使“中人”的称谓逐渐统一。“中人”称号后，“中人”身份一般写明，如《敦煌韩愿意在北宋淳化二年卖妮子契》：“知见报恩寺僧丑，知见龙兴寺乐善安法”(《中国历代合同精编》，第435页)。在此期间，“三面言论”或“三面评论”通常出现在合同中。“三面”是指交易双方和“中人”。“三面”在合同中的出现体现了“中人”在合同实现中的重要性。

与隋唐五代活跃在市场上交易、纳税的牙人相比，宋元及以后，牙人的功能越来越复杂，国家进一步干预和控制牙人，除了交易、纳税外，强调牙人在商业活动中提供商业信用担保，并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牙人和牙保的签名画押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合同文件中。比如南宋绍兴十一年，庐陵县刘三解元买地石券，“牙保人张坚固，见人李定度，为书功曹，为读主书”(《中国历代合同精编》，第528页)。牙人和牙保是唐宋以后官契中常见的“中人”称谓词，“牙”和“保”连缀成为唐宋以后“中人”的官方习称。如果隋唐五代的牙人仍然与官方和半官方分离，到宋朝，牙人将完全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完成专业化和官方化的转变。首先，为了成为一个合法的“中人”，牙人必须从政府手中获得“付身牌”。其次，讨论交易采用全封闭的隔山交易方式，双方商家不能直接见面，交易中的具体事项由主管牙人处理。牙人不仅是“合市者”，也是政府边关贸易财务管理人员。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民事合同完全成熟，程式化，合同格式完全定型，合同语言基本固定，合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趋同化，“中国人”作为合同要素也趋于固化。从明代到民国，契约中的第三方称谓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与隋唐宋元相比，明清时期“中人”的称号更加简化和概括，常以“中人”、“中人”、“见人”的称号出现。“中人”的称号以其高度的概括性，成为传统民事合同程式化后第三方参与者的固定称号。如《成化二十年谢忠分山立界合同》：“中国人胡永护、方金安、吴斯胜、胡颖、李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1，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与上一代相比，明清时期“中人”称谓最突出的变化是“凭”。我们经常看到第三方签名的绘画押注，比如“凭”、“凭中人”、“凭中见”，甚至是单一的“凭”字，比如万历十七涉县郑黑儿卖身文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郑天齐、方双桥》(安徽省博物馆编辑:《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系列》第一集，第553页）。“立契有凭”、“立契有中”、“凭中立契”展现了在中国传统交易中一直在场的第三人。“立契有凭”、“立契有中”、“中立契有中立契”展现了中国传统交易中一直在场的第三人。一方面，这个第三方宣布了各种合同交易的开放，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社会传统排斥双方私下达成协议。

明清时期的官契里人多以“房牙”、“官牙”、“总牙”、“官中”、“经纪”等称谓出现。“经纪”这个称谓出现在职业“中人”中，清人梁章菊《称谓录》中的“牙人”目前收到了“经纪”这个词。在此期间，国家对牙人的管理更加系统化。清朝通过牙帖管理牙人的牙行，对牙人的身份和资格作出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牙人的主要功能已从宋元时期的谈判和销售、保证交易、协助纳税进一步发展到自营销售、客户预付款、代理运输、代理商税、收账、卸货、报关，以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预购和贷款。

纵观历史，“中国人”群体经历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出现、战国到西晋的发展、从东晋到五代的分化、从北宋到元朝的成熟、从明清到明清的完全成熟和固化。合同形式的变化、国家政策的调整、商品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实际需求的不断增强是这一群体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的演变背景下，自始至终沿着两条主线进行：合同签订时参与的非专业非官方“中国人”和市场交易中产生的半专业、专业的官方“中国人”。起初，它们都属于民间性质的“中国人”。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国家利用市场上的“中国人”来监督纳税和管理市场，导致“中国人”的分化。庸俗和牙齿演变成半官方和官方性质的职业“中国人”，目的是提取税款并获得报酬，而合同文件中的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是非官方和非专业的民间性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清地方社会研究”〔21CZS028〕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7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