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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作者:郭戈(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学人小传

江西安福人王泗原(1911-1999)。语文专家、楚辞专家、编辑家。武昌中华大学1934年辍学，在中学教国文，曾任《日新日报》和《前方日报》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编审处、出版总署编审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兼办《语文学习》月刊。新中国第一本工农速成中学汉语教材，第一本以“汉语”为字样的汉语教材，多本中学汉语统编教材。有《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

王泗原青年作者供图

语文是王泗原的终身职业——他在大学里被国文系录取。当老师教中文时，他编辑中文教材和期刊，写中文论文。他一生都在做文字工作。古语文，尤其是楚辞研究，是王泗原的主要学术方向，也是他下班后的兴趣爱好。他一生中正式出版的学术作品只有三部——《离骚语文解释》、《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都与语文、楚辞有关，都是精品作品，学术评价很高。

和许多著名的教师和编辑一样，王思远在中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一直过着职业和研究同行的“双重生活”，然后拥有工作和学术并驾齐驱的“两种生活”，每一种都非常精彩。虽然他不是一个著名的人，也不是一个传奇，但他是相当不同的，尤其是道德文章，令人钦佩。刘世南教授早年认识，后来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他说：“泗原先生是一位道德文章跨越时代的人，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刘世南的《学术殿堂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同事张中行把王泗原当成了“怕朋友”，说他“勤学少做”，“但不是不做，而是像泰山一样有所作为，甚至压倒古人”，认为他的古语文专注于“不读书就写不出来”。(张中行《古典征程》的战斗准备——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

1987年秋，叶圣陶(左)在公寓与王泗原交谈。作者供图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40多年的王泗原，是叶圣陶先生的老部下。叶老常称赞他的学问好，并对他发表了评论：“真是个古人！(叶兆言《王泗原》)说他有古人之相，做古文之学，更有古人行事之风。刘世南教授说:“……王先生是真正的学者。所谓“为己”，就是原始儒家最注重实践，而不是徒腾口说。泗原先生从诚意、正心到修身，成为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王泗原先生刘世南)

一

1911年10月15日，王泗原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一书香世家。祖父王邦玺是清朝的进士。父亲王仁照是一位博学多才、精通诗歌、熟悉文史的教育家。他曾在宣统年间任吉安师范学校监督，包括葵芳斋诗集。家庭传统家庭训练对王泗原影响很大，尤其是父亲训练严格，注重文字音韵训练。“学习是一种责任”的道理早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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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泗原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先后在王屯、金田小学学习，1928年在南昌一中学习。由于父亲早逝，王家道中落，一度陷入贫困。1933年，王泗原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国文系，但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之后，他去吉安小学教书，负担母亲和三个弟弟妹妹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扶源中学、安福中学、至山中学、阳明中学、吉安联合中学任教。他是当地最著名的中国教师，受到师生的高度赞扬和喜爱。比如复旦大学教授丁回忆说:“王泗原老师讲中文，一丝不苟。我对汉语不太感兴趣。。。他的指导使我的语文水平越来越好，我对学习越来越感兴趣。(丁甘林《与历史同行》)。刘世南教授说：“在王泗原的影响下，我对《说文》下了很大功夫，很多与之相关的书，我都来读。”(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

抗日战争期间，王泗原还做了编辑工作，先后担任吉安《日新日报》和《前方日报》的总编辑。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巧妙发表共产党和苏联的报道，对当地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还在报纸上开设了“青年之光”栏目，引导青年学生追求光明，并多次参与营救被捕的进步学生。此外，他还在《国闻周报》、《大公报》、《江西地方教育》、《文讯》、《学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刘淑》(1936)、《书太平天国目状元事》(1936)、《阅读目标》(1937)、《国历解蔽》(1944)、《甲申旧语》(1944)等，大多是文史领域的内容，主要是考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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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王泗原一边教书，一边编辑，一边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努力，一边孜孜不倦。一方面，他的知识和技能得益于家庭传播，另一方面，他依靠自学。这是一个非常努力和自学成才的例子。对此，叶兆言说:“(老师和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但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脚踏实地，都能取得不寻常的成绩。(叶兆言《王泗原》)

二

新中国成立后，王泗原迎来了“高光时刻”。根据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编辑教科书是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因此决定集中一批干部和经验丰富的教师来开展这项工作。1950年初，王泗原经组织推荐，调到教育部教学指导部工作。根据新中国工农教育大发展的需要，他迅速编写了《工农速成中学国文》(4卷)。这套教材由教育部推荐给各地区，也被各大军区政治部翻印。它是新中国第一套通用的工农教材。课本的编写和选文都很有创意，每卷分为三个部分:课文(附注和提示)、语法、说写方法、书法、练习或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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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王泗原发表了新中国最早研究语文教学的文章《古文盖棺定论》(1949)、如何编写新中学语文课本(1950)。前面认为“语文是一致的”“学校科目和课本要用一个汉语”，中小学不应该有“汉语”和“汉语”两个称谓，或者合并成所谓的“汉语和汉语”。这为1950年课程教材正式改名为“语文”提供了重要参考。后来指出，“20多年来，中学汉语教学成绩不大，主要原因是教材中的古文和白话文问题不清楚。”“今天中学汉语文科的一般事实写的是今天的话，读的是古文。这会两败俱伤。不仅古文读不懂，今天也写不好…所以今天的中学生不应该读古文。”但是，“为了适应少数中学生未来进入大学学习一些需要阅读中国古书的知识，不妨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准备机会，可以选择另一门古文。”。这些观点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国运动和中国教育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总署副局长、编辑审查局局长叶圣陶负责教科书的编辑和审查，并与宋云斌、魏建功、朱文叔、蒋仲仁、周祖谟等新编写大中小学语文教材。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王泗原的出现和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5月，《叶圣陶日记》记载：

16日，全市十余名国文教师和教部王泗原君来讨论我局编写的高中第一册语文教材。先仔细阅读原稿，见无不言，深感感激。认为课文在语言上还不纯粹。余即请诸君再读正，蒙允可。每个人都对今天的工作负责，解放前所未有。

20日，教部王泗原告以对初中语文课本的意见，甚至周至。这位君原本想来我局任事，而教部先谈妥，今见其能力颇强，深感交错。然而，彼此可以经常联系。

宋云斌还在8月9日写道：“教育部王泗原送还了《语文》课本第二卷原稿，学校阅读非常仔细，可佩可佩。“他们发现王泗原国学基础好，写作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勤奋敬业，态度真诚，学校改革稿严谨细致，写作简单，可以妥善处理修改意见，决定把他调到身边。首先，我向教育部提出借调他到编审局语文组帮忙，于是《宋云斌日记》记载了白天晚上“和王泗原一样修改课文”的事情，并称赞“语文组王泗原的演讲非常精彩”，“在语文学中有很好的基础，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后来人教社成立的时候，干脆把他调到中学语文编辑室工作。此后，王泗原一直跟随叶老，成为他在教材编写和文字把关上的得力助手，从而开启了他们的忘年之交，成就了一个好故事。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叶老帮助王泗原联系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离骚语文解说》。当叶老从王泗原交给组织的自传中知道自己写过这样一本书时，他非常感兴趣，提出要看。《叶圣陶日记》1950年12月19日记：“灯下，观王泗原君的《离骚语》原稿。这位君于形声义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准确的，甚至是可佩的。看完之后，叶老觉得这本书很有见地，值得出版，并请俞平伯、文怀沙、王伯祥审阅。在叶老的关心下，这本书于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王泗原的名声也随之而来。后来，张中行说：“《离骚语文疏解》早在30年前就问世了，我读过，说他的治学深入而精髓，根据这本书的一部分。(张中行读王泗原”〈古语文例释〉》）王泗原在书中“自叙”写道：叶老“想到这本书的时候比自己多”，所以“深深地感受，永不忘记”。

在人民教育社，王泗原的第一份工作是参与编写叶圣陶、宋云斌主持的《初中语文课本》(6卷，1950卷)，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使用“语文”字样的教科书。他是唯一一个集编辑和审查员于一体的人。第二项工作是修订并再版他原来的《工农速成中学汉语》作为《工农速成中学汉语教材》(1951)，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使用“汉语”字样的工农教材。对此，叶圣陶多次审阅，并在日记中写道：“续读泗原编工农中学教材。泗原适来，谈了很久。渠颇专注于编书，有见地。如果能加多这样的人才，集事就更容易了。”

在1954年开始的新中国第一次教科书战争中，建议编制第一套统一的教科书（包括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其中汉语文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汉语和文学分开教学和教科书。作为其中之一，王泗原与中学语文编辑室同事张志公、张毕来、王伟、蔡超尘、冯钟云、隋树森、张中行、刘国正共同编写了《文学》、《汉语》教材及其教参，并起草了相关教学大纲(1956)。1958年，文学汉语分科改革实验停止，他投入教材改编，编制了初中、高中教材《语文》(各6卷)及其教参。后来参与了1961年10年制学校中学语文实验教材、1963年12年制学校初中语文教材、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编写，为新中国前17年语文教材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泗原在《语文学习》、《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讲座》等方面发表了一些文章，以配合语文教材的使用，特别是改进汉语和文言文教学，如《倒装句与非倒装句》(1952)、读古典作品如何打破语文障碍(1954)、“无所适从”和“可备一说”(1956)、《〈论语〉与〈孟子〉》（1957）、《王安石〈回答司马的建议〉》（1963）、《鲁迅〈为了忘记记忆〉》（1963）、文言文教材(1963)、《学习〈别了，司徒雷登〉》（1964）、《学习〈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1964）、一些写总结的问题(1964)等。同时，王泗原、主编张志公作为《语文学习》编辑部主任，以《语文学习》杂志的名义编辑了一套“语文学习系列”，包括《应用文》、《语义分析》、《作品介绍与分析》、《标点符号学习》、《汉语词汇演讲》等。该系列由人力资源和教育协会出版，并多次重印。每本书发行数十万册，有的甚至达到数百万册。此外，他还与王伟、隋树森、张中行合编了《古散文选》(上中册，1962年)、1963)，供中学语文教师学习古文参考，这也是语文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此外，他还与王伟、隋树森、张中行合编了《古散文选》(上中册，1962年)、1963)，供中学语文教师学习古文参考，这也是语文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经典之作。

其中，王泗原以笔名“高以平”发表的《文言文教材》一文，反映了他语文教学思想的进步及其选择古文教材的基本情况。王泗原对当时在中学读文言文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不必要”、“困难”、“危害”等，在文章中逐一反驳。他认为，中学生学习文言文，只需要初步阅读，奠定基础，得到一些门径，不选择困难的文字，课程教材详细注释，一步一步，确保课堂时间，可以完全学习。他说：“我们应该多读散文和诗歌（包括现代人的古典诗歌）。因此，语文课本中文言文的比例逐渐增加，即从一年级的33%到三年级的50%，其中散文和诗歌占绝大多数。为了便于学习，入选作品的篇幅尽可能短，文字也不难。比如一年级选的100字左右，一年级选的2000字以内，一两百字。

三

“文革”期间，王泗原被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1971年7月回京，60岁以下的他被迫办理了退休手续，对教材和学问的追求意犹未尽，很不甘心。

此时，他常去看叶老，闲谈中不时说起钻研先秦两汉典籍的心得。“圣陶先生说可以写出来……不在乎发表，自己没事时看看，给朋友看看，也是好的。”几乎每次见面叶老都要说一遍，这让他受到触动，不得不写了，于是每写一二十则便送给叶老看。老人家读了，常常不待下次见面就先写信夸奖。叶老是仁者、智者，明白王泗原的苦衷，也知道他的潜力和长处，便有意引导他把心力转向他熟悉的古语文研究。后来，叶老目力不及，王泗原又改用毛笔大字抄录。再后来，叶老身体不佳，每次见面仍要他口述三五则，一块儿讨论。就这样十多年下来，王泗原的《古语文例释》诞生了。叶圣陶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是规规矩矩五个大字。王泗原在《自序》中说道：“圣陶先生同朋友谈及我这随笔，高兴地说是由他发起的。有些条目是在谈话间他提出要我写的。”1988年出版时，封面印有编辑提要：“本书是作者研治古代文献四十余年的心得结晶，为阅读古书提供了发现疑难、解决疑难的方法。”

改革开放后，王泗原被人教社返聘为特约编审，一方面帮助审读新编中学语文通用教材，另一方面赶着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与《文言文选读》（3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张中行回忆说，按照“多年惯例，王微是审而不做，王泗原是不愿总其成”（张中行《十年而后返》）。可见，“不愿总其成”是王泗原的一贯风格，他在出版社工作几十年，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做了很多“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没有当过一部教材、图书或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对此，20世纪80年代参与通用教材编写的江苏名师宋子江曾撰文专门谈过：

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人教版），从一册到六册，王泗原先生都没有署名，其实，先生对这套教科书有其大的贡献，简直可以说，无可替代的大贡献。先生应请逐篇修改了课文和“预习提示”。这项工作，在五六十年代，是叶老做的。叶老之后，非王老莫属了……我每见王泗原先生改笔，总喜欢细细揣摩，非常钦佩先生的学识和眼力。（宋子江《王泗原先生语言修改艺术》）

王泗原在学术研究上又焕发出了新活力，在《中国语文》《中学语文教学》《中国语文通讯》《语文学习》《教育研究》《语文学习讲座函授讲义》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如《古语文随笔》（1978）、《国殇说解》（1979）、《韩愈〈马说〉说解》（1979）、《孔门的师生关系》（1980）、《古语文泛谈》（1980）、《写作泛谈》（1981）、《怎样讲通古文》（1981）、《读叶圣陶先生〈经典常谈〉序》（1983）、《〈观猎〉的“忽”与“还”》（1987）、《旧注的利用》（1988）、《“倒装”“宾语提前”辨正》（1991）等。其中，他在《写作泛谈》中说：“写作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很重要”“对于有文化的人，写作是生活上的需要，就像吃饭穿衣一样平常。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写作就是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人家看。文章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写作的基本要求有五项：准确、清楚、简洁、有条理、写好字，至于讲究技巧，那就是进一步的事了。为此，他举出大量病例，一一指出其毛病所在。最后，他谈到提高写作水平的门道，既要靠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又要靠充实生活、丰富知识、修养思想、训练思维。单就掌握语文这个工具来说，一要多读，二要多写。

在王泗原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学术专著《古语文例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与《楚辞校释》（人教社，1990）。前书内容前面已有介绍，当年就出了第二版，两次印刷共八千册，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有如此印量，实为不易。张中行撰文读后记（《读书》1989），有许多精彩评论。后书运用语法、训诂、古音、文字、校勘的方法，辨正文字音读的讹误，阐释篇章字句的意义，富有创见，受到学术界赞扬，其中曹道衡《读〈楚辞校释〉》（《文学遗产》1991）讲得最为充分，楚辞研究界的有关评论也都给予很高评价。

四

王泗原与叶圣陶晚年交往更加频繁，叶老常以平生获此得力助手而自豪。叶至善撰文说，父亲亲手创建的人教社名人荟萃，高手云集，谈笑皆鸿儒，但叶圣陶“信赖的好手”主要有五位，其中王泗原可排第一，不仅因为他学问大、业务强、人品好，更因为他是叶老的好帮手，两人甚至亲如家人。叶老生病住院，王泗原不能到医院看望，就天天晚上按时到家里了解病情，也不喝口茶，听完结果就走了。叶老知道后很感慨，说他“真是个古人”。有一次，大病一场的叶老对记录整理他的一篇稿子《端正文风》不满意，就请王泗原帮助修改，才过了一天，他就把改稿誊得清清楚楚送来了。叶老看了很满意，并加了一段按语，“说这篇讲话记录，请他极亲密极钦佩的一位朋友修改了一遍，改得比他自己修改还要满意。泗原先生看了，要我父亲把这些话删去。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心里话，又没明说这位朋友是谁，怕什么呢？’泗原先生说，人教社中语室的同事一看就知道。老人家回答说：‘我就是要他们知道。’”（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老去世后，王泗原写了多篇纪念文章，表达哀思、缅怀叶老对他的奖掖。其中写下：“我受先生知爱，四十年之久。每有寸进，先生无不欣喜。我还在继续做学问，将永远记着先生的策勉，日进无已。”

王泗原晚年重视家乡历史文献的整理，担任安福县新志编修首席顾问，“数次接见县志办修志人员，数十次给县志办写信提供资料，指导修志，释疑解难”（《安福县志》1995）。他还整理出版了祖父王邦玺的《贞石山房奏议》（1993）和诗集《贞石山房诗钞》（1993）。接着，耄耋之年的他不顾年老体弱，每日步行去北京图书馆，将所藏明代安福刘铎的《来复斋稿》、抗清女英雄诗人刘淑的《个山集》约十万字，一字一句地抄写下来，并加以整理、校注，合而出版为《刘铎刘淑父女诗文》（1999）。知识分子的纯诚情怀，令人感动。

值得强调的是，泗原先生有古人风骨，恪守“君子之道”，为人处世饱含了儒家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悲世悯人的道德情怀。他资助两个弟弟的子女上学不用说，还资助过朋友的子女，如吉安中学老校长“陈启昌师及师母下世后，遗孤多人，泗原先生负教养责，至成人能自立，乃止”（刘世南《在学术殿堂外》）。这种侠义的高尚精神值得赞颂。

泗原先生退休后仍尽心尽力帮助社里审阅多部教材书稿，鉴于他患类风湿病行动不便，单位几次想派车送他回家，但他都婉谢而自己挤公交。1990年他回到家乡，应邀到江西师大中文系讲学，不仅不取报酬，还自己负担来回路费。他说：“为家乡做点事，难道还要钱？”

泗原先生还乐于扶助后学，受其教益者众多。1994年，刘善良把他与人合编的《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出版后呈送给先生，他很快读完，并用笔勾画文字和标点的疏误，为将来重印时订正备用。刘善良又要编一部诗文选译，跟先生谈及，此后先生几次给他的信中都抄录一些珍贵资料，令他感激不尽，并说：“这些我亲身体会的事例，充分显示出先生的高尚品格。”（刘善良《家乡话与屈赋解读》）

泗原先生为工作和别人付出了那么多，为自己考虑得却极少，也从未向工作单位提出过个人要求。他几十年只有一件毛衣，冬天常穿一件母亲留下来的旧夹袄，说为了保暖也为了怀念母亲。他的主餐常常是烤馒头就咸菜。笔者从北大商金林教授那里得知，叶至善看不下去，曾多次派人给独居的先生送去做好的饭菜。

有关泗原先生晚年生活的回忆文章，都会提到他自奉甚薄，生活清贫，老伴早逝，女儿远在京郊不能照料。他最后的几十年，一直居住在西城区丁章胡同一个小破院里，房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如冰窖，确实是个“寒舍”。直到生活实在难以自理时，在女儿“强令”下，他才搬到女儿家住，1999年静悄悄地走了。

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年轻同事熊江平陪同时任社长张健如登门拜访时，看到泗原先生的简陋居室，透风的纸糊窗户，家里没有电视机，中间屋里有个煤球炉，书房兼卧室里有一张桌子和方凳，床上只有一床薄被，深为感动，出门后说：“这是最后一个颜回！”（张健如《令人尊敬的老人教人王泗原先生》）这可谓是对叶老“古人”之说的具体诠释。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和助手，以舜为志，勤奋好学，极富学问；谦逊仁义，以德性著称；一生无职无权，没有做过官，且身居茅屋陋巷，箪食瓢饮，生活俭朴，却安贫乐道。王泗原的言行与儒家贤人、君子是何其相像啊！

《光明日报》（ 2023年04月10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