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河的源头，云的故乡，林的世界，花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这是京津冀防沙源、涵水源的“绿色长城”；这是北方动植物种的基因库；这是“中国最美的森林景观”。

这就是塞罕坝，被称为“华北绿宝石”。

难以想象，60年前，塞罕坝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高寒荒原沙地，“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

很难想象塞罕坝目前的112万亩森林和1米株距可绕地球赤道12圈的5亿棵树都是人工种植的！

塞罕坝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海，是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例子。2017年12月5日，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

三代塞罕坝人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人间奇迹，读完他们的故事，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01

塞罕坝位于承德市围场县，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塞罕坝”是蒙古语和汉语的混合用语，“塞罕”是蒙古语，意思是“美”；“坝”是汉语“高岭”的意思。“塞罕坝”是指“美丽的高岭”。

历史上的塞罕坝原本是一个天然花园，有森林、草原、河流、湖泊、山脉和高原，森林茂盛，动物种类繁多。

在辽、金时期，它曾被用作皇家夏季狩猎场所。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在兴安大岭（今天的塞罕坝）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皇家狩猎花园，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木兰围场”。

清末，由于吏治腐败，国势衰退，道光四年(1824年)，“秋毅礼废”。 木兰围场礼废后，朝廷逐渐忽视了对木兰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咸丰时期，蒙古王公开始在木兰围场牧马。

经过两年的同治（1863年），清朝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木兰围场被开垦开垦，严重破坏了木兰围场的自然生态。此外，多年的山火，木兰围场的森林和草原基本上是无法辨认的。

1932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承德后，对木兰围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性采伐。塞罕坝的天然森林遭受了重创，大片原始森林消失了。

塞罕坝地区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完全退化为荒凉的荒原沙地。

由于森林绿色屏障的缺乏，浑山达克沙地的流沙不断南侵，塞罕坝也成为风沙的源头。这里有很多风病和沙子。京津已成为沙尘暴天气的重灾区。

1960年，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决定在河北省北部实施大规模防风、防沙、植树造林工程，以弧形形式建设保护北京的绿色屏障。

塞罕坝能在严重沙化的高原寒冷地区造林吗？

1961年10月底，国家林业部造林司副司长刘坤带领技术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塞罕坝高原上，苦苦寻找森林生存的痕迹。

摸爬滚打的第三天，坝上红松洼奇迹般地发现了一棵迎风顽强挺立的天然落叶松，树龄估计在150年以上。

刘坤兴奋地说：“这棵落叶松是树木生存的标本。它证明了参天大树可以在塞罕坝上生长。。。今天有一棵松，明天会有数亿棵松。(这棵古松被塞罕坝称为林场的“功勋树”)

根据调查结果，1962 2月14日，林业部直属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

自1962年9月以来，来自18个省市的127名高校毕业生和承德的242名干部和工人陆续“上坝”，开启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大规模治沙固土、植树造林的创业征程。

02

塞罕坝人第一代创业条件的艰苦和个人对家庭的巨大牺牲，超出了世人的想象。

当他们上坝时，他们还没有盖好房子住。夏秋两季，他们只能住在极其简陋的仓库、马棚、马架子和草棚里。冬天，他们要么住在草坯盖的干地板上，要么在斜坡上挖地板。

冬天零下40摄氏度以上，晚上睡觉时，人们需要戴上皮帽，盖上的被子冻成铁板。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取暖的“绝招”，就是把挑出来的石头放进火里，烤热后捡起来，然后放在床上，这是他们发明的“热宝”。

没有食堂，人们不得不在院子里放一个棚子，然后放几个大锅做饭。塞罕坝人一日三餐只能在露天吃饭。

当时塞罕坝人常年的主食基本都是啃全麸黑燕麦面窝头，或者吃俗称“驴粪蛋”的黑燕麦面糊。青菜一日三餐只能吃煮土豆、白菜或泡菜。当时，人们如“能吃点盐水泡炒黄豆，就是难得的美味”。

他们常年喝的水多为冰雪水、雨水和沟塘水。在林区工作时，为了解决饮用水问题，人们在低洼处挖坑渗水，等沙子过滤后再喝。

当时塞罕坝人迹罕至，在林区工作外出，只能靠步行、骑马或驴车。大雪“封山”后，塞罕坝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中断，基本处于半封闭、半隔离的状态。

第一代积极响应祖国号召的100多名中专毕业生，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热血上坝。面对极其艰难的环境，没有人退却，愿意把最美的青春献给塞罕坝。

在塞罕坝，有“六女上坝”的感人故事。

1964年6月，陈彦贤、甄瑞林、王晚霞、史德荣、李如意、王桂珍在承德市第二中学读高三。他们是最好的学习者。听说塞罕坝机械化造林急需人力，他们决定放弃高考，主动申请在塞罕坝林场工作。

不顾家人的反对，六名年轻的高中女生毅然加入了塞罕坝的艰苦创业大军。

在塞罕坝，睡不着，吃不着，路不好，但六个坚韧的女孩仍然高兴地坚持下去。别人做什么，他们做什么，不成熟的肩膀承担着和男人一样的负担。

林场退休后，陈彦娴曾说:“虽然经历了许多艰辛和磨难，但我们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六女上坝”，原来7人申请，其中一人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

说到无悔的选择，塞罕坝第一任技术副总裁张启恩更令人钦佩。

张启恩，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国家林业部造林司担任工程师，是林业部著名人才。他的妻子张国秀和他是大学同学，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植物遗传研究所工作。

在北京和平里林业部家属院内，他们有三个孩子分配住宅楼。

组织动员他去林场，他二话没说，答应马上上坝。更令人惊讶的是，组织原本只想让张启恩一个人上坝工作，但他坚持要带妻子和三个小孩。

林业部领导曾劝张启恩留在北京住房，但他破釜沉舟，主动将北京住房交给林业部。

1967年春季造林时，张启恩在三河口林场卸下树苗，不小心从拖拉机上掉下来，右腿粉碎骨折，终身残疾，只能陪拐杖。

面对永不改变“初衷”的张启恩，有人做了很多假设:如果张启恩不离开北京，他可能会凭借自己的性格和才华晋升为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张启恩当时不把北京和平的房子交给林业部，按照北京二环房的市值…

张启恩和他的妻子对这些毫不后悔，他们只对孩子感到内疚，因为孩子们在塞罕坝上简单的复式课，最后一个没有被大学录取，就业状况也不理想。

两位高级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事业，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献青春献子孙”。这种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两位高级知识分子，为了祖国的事业，没有精力照顾孩子，“献青春献子孙”。这种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为国家舍小家，这样感人的例子比比皆是。

董加伦，中专毕业，1963年上坝。1970年，他与济南工人左桂芬结婚，从此两人开始了婚后漫长的分居生活。

因为两地分居多年，他的小女儿不认这位父亲。除夕夜，董加伦从塞罕坝赶到济南过春节，孩子愣是不让董加伦进屋。无奈之下，董加伦在门外哭，妻子在屋里哭，直到女儿后来睡着了，董加伦才敢进屋。

后来，董加伦的妻子因病过早去世。董加伦和妻子在一起生活了不超过两年，从结婚到妻子去世。可以说，董加伦的一生完全交给了塞罕坝。

三道河口林场党支部书记卢承亮常年忙得不可开交。他只抱了大儿子半个小时，其他三个儿子几乎没抱过。

有一次，他和马一起掉进了冰洞，因为冰塌了。他全力以赴把马推上岸，但他在冰水中挣扎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到了解脱。然而，他患有终身风湿病。

卢承亮退休后的第一年，他躺在病床上，五年后因工作时间过载和老病后遗症而死亡。卢承亮死后，家人把他埋在塞罕坝，埋在自己种的松树旁。

03

“创业难，上青天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创业过程经历了曲折。

在高寒荒原的沙地上植树，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很多人心里没有底能否成功。

上坝第一年，即1962年，当年植树1052亩，成活率不足5%。1963年第二次植树1240亩，成活率仍不足8%。这意味着两年的植树造林失败了。

许多塞罕坝人开始心灰意冷。人们普遍认为，塞罕坝自然环境恶劣，植树成活率低，治沙造林希望不大。林场要“下马”的风，让人心慌。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应该去哪里的关键时刻，林场党委花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中层干部拉到林场东部的红松洼。空旷荒凉的地方，当年发现的高大古松迎风耸立。

落叶松下，党委书记王尚海说：“这棵树一分两半，树皮黝黑，裂缝遍布。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它遭受了无数次的风雪袭击和雷雨，但它仍然坚强地站在今天。

“我觉得它就像我们革命者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由于连续两年造林失败，一些同志的思想动摇了。我们不应该学习这棵松树的性格吗？”

这时，誓师会现场的松树，就像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点燃的“星火”，重新点燃了塞罕坝人的梦想和希望。

会后，王尚海率先将妻子和五个孩子从承德舒适的建筑搬到了当时极其荒凉的塞罕坝林场。随后，刘文仕、王福明等林场领导也将全家迁往坝上。这件事震惊和感动了所有塞罕坝人，林场的“下马风”从此消失了。

林场技术人员分析了植树失败两次的原因：一是外来树苗“水土不服”；二是林场采用的“遮荫法”育苗属于“娇生惯养”，忍不住风吹沙打。

因此，一种全新的高寒地区“全光育苗”方案应运而生。所谓“全光育苗”，就是在自然条件下完全育苗，不需要任何遮荫和保护措施。只有这样，幼苗的适应性和存活率才能得到保证。

树苗有了，种在哪里？

为确保第三年植树造林成功，党委书记王尚海、场长刘文仕带领技术人员骑马走遍塞罕坝，精心选址造林地点。

经调查，决定选择总场以东5公里、东、西、北三面环山的造林主战场，地势相对平缓，土壤相对肥沃。“马蹄坑”因其地域形如马蹄踏痕而得名。

“马蹄坑大战”于1964年4月20日开始。

120余名员工，分成四个机组，采取人休机不休，轮番上阵的方式进行植树。三十多个昼夜的奋战，谁都不回场部，大家都吃住在山上。

塞罕坝人在马蹄坑这片荒凉的坡地上，一次栽种了属于自己培植的落叶松516.2亩。7月初，林业厅的评估结果出来了，马蹄坑大会战栽植的落叶松成活率达到90%以上。

马蹄坑大会战取得胜利，老书记王尚海跪在山坡上号啕大哭。他哭的是塞罕坝人的几度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他哭的是苍天不负苦心人。

从这以后，塞罕坝每年的树木都在长高，林海不断地在延伸。

然而，没有想到，1977年，塞罕坝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天灾！

一场大雪凇，57万亩树木一夜之间被压弯折断，其中，20万亩树木完全被毁掉。

十几年的心血毁之一旦，塞罕坝人心如刀绞。

面对这一局面，林场党委迅速召集各分场党支部成员开会，共同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只要人不倒，塞罕坝就不会倒！”在共产党员的榜样引领下，塞罕坝人冲向林场，清理树木，再次会战集中植树，塞罕坝在很短的时期内就重现了勃勃生机。

04

塞罕坝创业者是一个英雄集体，第一代创业者最质朴的情怀就是“把党交给的任务干好”，他们铸就的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塞罕坝精神，不仅代代相传，而且与时俱进。

塞罕坝机械林场林科所所长戴继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戴继先工作中不辞辛劳，节假日也从不休息。他跑遍了林场的各个林班、湿地和草甸，主持了林业区划、生物防火规划、森林资源调查、工程造林等多项林业技术工作。带领科研人员攻克了林场落叶松人工林经营问题及樟子松造林的难题。

多年的超负荷的工作，使戴继先积劳成疾，最终因病离世，年仅52岁。戴继先临终前，他留给家人的只是不停的埋怨：“你们真应该早点告诉我真实病情，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交代……”

看到父亲的不舍与遗憾，儿子跪在父亲的床头哭着说，“爸，放心吧，您没干完的事，我接着干！” 2008年，戴继先的儿子戴楠大学毕业后，果然成为第三代塞罕坝人。

张利民，作为第二代塞罕坝人，他是技术创新能手。

在森林覆盖率已近饱和的情况下，他在建场以来从未涉及的土壤贫瘠的石质阳坡地块，启动了攻坚造林工程。

面对石质阳坡土薄、石多、干旱、风大等难题，张利民积极推广大穴整地、客土回填、挖石换土、容器苗造林等措施，五年中完成攻坚造林6881亩，苗木成活率达98%以上。

张利民还积极探索与研发了迹地机犁沟整地开沟器、容器苗挖坑机、高位修枝锯、机械清坡机等生产工具，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为探索提高林木生长量，缩短培育周期，张利民通过探索幼树施肥办法，有效提高林木生长量40%以上。

顾殿江是林场的一名采伐工，属于第二代塞罕坝建设者。

顾殿江通过自身的学习与钻研，成为了林场的一名技术员。有关林场生产的整地、造林、割灌、修枝、间伐等一系列工作，顾殿江处处留心，时时关注，终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顾殿江平日里翻山越岭走在林间，他总是随身揣上笔记本，每到一片林地都认真记下这片林木的名称、林相、面积、特色标志等，本子上画满了各种独特的标记和符号。

经过顾殿江长时间的不懈努力，他已将塞罕坝不同的林区与不同的树木熟记于心，无论哪座山川、哪片林地、哪种树木，顾殿江都能随时并且准确无误地说出。因此，他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公认的“活地图”。

进入21世纪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始转变经营模式，从单一的林业产业开发，发展到生态旅游、森林碳汇等多业并举，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绿色发展之路。

现今的塞罕坝机械林场，“80后”和“90后”的第三代塞罕坝人已成为林场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既要守住绿水青山，又要开发金山银山。

于士涛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位“80后”总场副场长，他的成长经历是第三代塞罕坝人传承塞罕坝精神的一个缩影。

于士涛大学毕业，来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之后，踏踏实实从基层做起，从防火、防虫到管护，从育苗、整地到造林，每一个岗位都留下兢兢业业的身影。

于士涛的爱人付立华在北京有一份很理想的工作，到底谁“投奔”谁，曾相互“拉锯”了好几个回合。

有一次付立华来看于士涛，正赶上造林季。于士涛和大家在风雪里奋战十二个小时，回到宿舍，吃着方便面还在浑身打战。

付立华一下子扑到于士涛怀里，哭着说：“我以后天天给你做饭，和你一起守林子！”

如今，于士涛和付立华向往的“诗和远方”，就是这片朝夕相处的林海。

三代塞罕坝人用“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有的英雄，轰轰烈烈，在史册上令人瞩目。有的英雄，只是默默无闻地躬耕在荒僻高原，他们从来没有梦想过成为英雄，但他们驰而不息、久久为功，汗水化为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