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二圣（文武二圣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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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

这样评价关羽就有了主观假设的嫌疑——从《博览群书》二〇从二二年第十一期开始

◎ 伏雪芹

2022年第11期《博览群书》发表了一篇题为《关羽失荆州是因为“大意”吗？作者北塔认为，关羽失荆州最大的原因是他傲慢的性格，直言不讳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关公死于自己傲慢的性格。此外，文章认为，关公作为“义”的化身，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象征，但关羽和刘备集团没有返回荆州，这是他们在道德上的破产，所以关羽因为“义”而失去了荆州。此外，文章认为，关公作为“正义”的化身，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象征，但关羽和刘备集团没有返回荆州，这是他们在道德上的破产，所以关羽因为“正义”而失去了荆州。此外，文章中许多地方对小说和关羽形象的解释与原著有很大的偏差，有明显的主观假设和解构嫌疑。在这里，本文还想谈谈关羽失去荆州的原因，并讨论荆州的“借”、“还”及其信仰，以及如何正确理解关公的形象。

关羽失荆州的根本原因

关羽失荆州的原因有很多，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关羽本人的性格问题。当然，这种观点流行至今有其历史根源。陈寿第一次在《三国志》中批评关羽“只是保留自己……以短取胜，理数之常”。从那以后，他设定了基调。后人多次认为关羽骄傲自负，擅自北伐，瘫痪失去荆州。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认为荆州之失在关羽的“伎吴怒吴”和“激孙权之降曹”，毁灭并埋葬了孙刘联盟。的确，关羽作为镇将，对失荆州负有直接责任，“刚而自矜”的确是他性格的一大缺点，与他后来的败亡有直接关系。但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关羽身上，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由于荆州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孙、刘两家势在必争，存在荆州问题，吴蜀无法形成巩固联盟。荆州“地据汉绵，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实际上是“用武之国”，而“有识者必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刘备而言，诸葛亮早在《隆中对策》中就建立了“跨荆益”的战略路线。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占领荆州。没有荆州，怎么会有北伐？没有北伐，怎么谈“复兴汉朝”？就孙权方而言，荆州“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其实是东吴的门户，江陵的重镇。以江东为基础，占领荆州，是东吴君臣策划已久的既定国策，鲁肃、甘宁、周瑜、鲁迅等人都建议孙权取荆州。荆州的归属对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孙权得到荆州，他可以根据长江与曹操竞争。如果他失去了荆州，他就失去了门户，没有吴国；如果刘备得到荆州，他可以住在这里，等待世界的变化。如果他失去了荆州，他只能被困在益州，放弃两次北伐。赤壁之战以来，吴蜀双方在荆州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兴师北伐，斩将绑兵，威震华夏。如果关羽赢得北伐，刘备集团将更加强大，其在荆州的势力将对东吴构成致命威胁，这是孙权集团不允许的。当时孙、刘的矛盾是公开的秘密。司马懿和蒋济向曹操提出了建议：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可遣人劝蹑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

(三国志江济传)

看到时机成熟，孙权断然破盟，联合曹魏，偷渡长江，袭击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失去荆州，失去麦城。“这就是当时斗争的总体情况。一份联盟条约如何掩盖与生存有关的利益冲突？孙刘联盟的“外亲内疏”是问题的本质，不是关羽破坏了孙刘联盟，而是孙权破坏了孙刘联盟。孙权的毁盟不是关羽的刺激，而是出于对时局的把握和战略需求的考虑。范文澜先生曾说：

孙权势必争夺荆州，否则就不会有吴国…刘备获得益州后，荆州成了孙权全力攻击的局面，刘备无法全力守卫。(中国通史简编)

即使有些存在，东吴也不允许西蜀势力存在于荆州。因此，只要蜀汉北伐，孙权就必须趁机偷袭，孙刘联盟最终会破裂。归根结底，蜀汉失去荆州最根本的原因是三国形成过程中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这与关羽“刚刚保留”的性格没有直接关系。三国之间的形势和相互关系不是任何人都能控制的。

关羽作为荆州守将，对失荆州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由于他“刚而自矜”，与孙权和东吴的关系处理不好。孙权结婚时，他不仅拒绝结婚，还辱骂他的使者。后来，当他围攻襄樊时，他擅长吴国的“湘关米”。这两件事成了孙权进军的借口。

其次，由于他“善待卒中，骄于士大夫”，他无法团结下属，导致内部叛变。平日里，关羽鄙视麋芳和傅士仁，北伐两人供应军资不及时。关羽威胁要治愈他们的罪行，导致他们最终叛变。由于两人的叛变，吕蒙几乎不血刃夺南郡。

第三，对东吴失去警惕，忽视预防，被视为荆棘州镇将犯致命错误。当时关羽“但务北进”，对东吴失去了警惕。相信吕蒙称病还建业，撤兵倾师北伐，导致后方空虚，给东吴偷袭的机会，导致最终败亡。

荆州的“借”、“还”及其信用问题

北塔还从小说的主题和关羽自己的道德形象出发，讨论了失去荆州的原因。指出关公作为“正义”的化身，是刘备集团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象征，但关羽和刘备集团没有返回荆州，是其道德破产，标志着刘备集团失去了继续发展的道德基础，所以关羽失去了荆州，主张这也是小说作者罗贯中的意图。不管小说的题目和作者罗贯中的意图如何，让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刘备集团不归还荆州是否是“失义”。

首先，从道德层面来说，有借就要还，但“借荆州”是一个历史公案，一直在争论。“借荆州”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吴国的国史《吴书》中，然后出现在晋初虞溥的作品《江表传》中。陈寿写的《三国志》沿用了“借荆州”的说法，这就成了结论。《三国志》虽然沿用“借荆州”的说法，但只见于《鲁肃传》、《程普传》、《吕蒙传》，而不是《魏志》、《蜀志》。“借荆州”的说法都来自吴人语。因此，清朝历史学家赵毅在《二十二史笔记》中写了一篇“借荆州之非”的专题文章，怀疑“借荆州之说来自吴人事后的理论，而不是当天的事情”，并反驳道：“丈夫借者，我所有的东西，假的和人。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既然不是孙权之物，又怎么能“借”呢？事实上，荆州七郡原为刘表所据，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得江北三郡。赤壁之战，曹操败败，刘备夺得刘表旧部江南四郡。因此，刘备从刘表老部和曹操那里获得荆州，而不是从孙权那里获得荆州。退一步说，即使像《吴书》所载，东吴借荆州的人也只是南郡的一部分土地，而不是刘备收入荆州的全部。赤壁战争结束后，周瑜率兵占领江陵，为南郡太守，刘备率军回到江滨，屯兵公安，与周瑜隔江相望，双方共同占领南郡。刘备以刘表的官员和士兵多来投奔，占地面积小，不足以安民为由，从荆州借了几个县。孙权听取了鲁肃的建议，从南县撤军，承认刘备是荆州牧羊人。因此，“所谓的荆州借款实际上只涉及南县的一个县，其余的县是刘备从曹操和刘彪的军事战争中获得的。”（杜建民的“刘备没有“借荆州”），但吴夸大了“借荆州”，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其次，荆州的归属原本是吴蜀之间的博弈和较量，与信义无关。赤壁之战以来，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如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等。吴蜀对荆州的争夺与分割，其实是双方实力较量和利益权衡的结果。荆州之争第一次发生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不久，刘备就赤壁之战的实力大幅增强，要求孙权“借荆州”。孙权采取妥协政策，承诺从南军撤军，允许刘备监督荆州。孙权从南郡撤军，虽然叫“借荆州”，但实际上是权衡双方实力、利弊、得失后的选择。建安二十年来，东吴以“还荆州”为由，要求荆州失败，于是派吕蒙武力夺取。双方军队相遇，战争即将到来。后来，在曹魏的压力下，刘备主动寻求和平。吴蜀协商将荆州分为湘水；建安24年，关羽北伐。吴东担心北伐的胜利会对他构成威胁。因此，他联系了曹魏，攻击了关羽。关羽击败了麦城，蜀汉退出了荆州。回顾吴蜀荆州之争，双方因“利”而离合，荆州的“借”与“还”实际上是双方争夺荆州的博弈与较量。此外，地域占有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所谓“借荆州”，只是双方势力之间的妥协平衡。“借”和“还”只是说辞和权宜之计。问题的本质是“借”和“还”。因此，这种“借”不会轻易“还”(朱绍侯的《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的形成》)。荆州的本质和本质不在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在于孙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通过“借”与“还”的纠纷展现出来。

最后，在荆州问题上，吴蜀双方都是对立的，还有荆州问题，在谈信义之前，需要明确立场。从东吴的立场来看，如果你借钱，你必须还钱。如果你还荆州，你会信守承诺，如果你不还，你会失去信仰。因此，鲁肃曾斥责刘备集团和关羽“贪婪而背义”。但从蜀汉的立场来看，还是不还，其实是“小义”和“大义”的选择和选择。归还荆州意味着蜀汉势力全部退出荆州，刘备集团只能被困在益州，被迫放弃隆中路线，这对刘备集团来说是“小义”；不还荆州，虽然会对东吴失信，但能守住荆州，继续两路北伐，最大限度地维护集团自身利益，是为了“大义”。从集团利益出发，蜀汉只能舍“小义”，取“大义”。同样，作为荆州守将，关羽代表和维护了刘备集团的利益。面对吴栋的要求，如果答应让地，当然是吴栋的“义”。然而，对于刘备集团来说，放弃荆州不仅是为了保卫失职，也是为了严重损害集团的利益。作为刘备集团的一员，他的立场和身份决定了他只能守卫荆州，而不能返回荆州。因此，仅仅从信义的角度来看，说关羽不还荆州是“贪而背义”，甚至说关羽在道德上破产是不合适的。

关羽的形象不容易否定

北塔文中很多地方对小说和关羽形象的解读与原著有很大的偏差。比如文中谈到关羽的性格，说关羽“傲慢无礼，傲慢得目无人”，看不起有才无德的曹操，所以在生命危险的情况下“降汉不降曹”。；说关羽只是“侯”，孙权是“君”，但在关羽看来，“君侯”就是“君” “侯”，比一国之君还牛。还说关羽不归还荆州是一种欺骗，强词夺理，既不诚实又不诚实。文章中有无数这样的解释。这种主观假设明显的曲解无疑是对关羽形象的一种解构。还说关羽不归还荆州是一种欺骗，强词夺理，既不诚实又不诚实。文章中有无数这样的解释。这种主观假设明显的曲解无疑是对关羽形象的解构。作为“忠诚”的代表，关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崇拜。人们称之为“关公”或“关大师”、“关圣人”和“关圣帝君”。宋朝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封杀和表彰，关羽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有16位皇帝和23位皇帝 二是关羽颁旨加封，尊号越来越高。清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仁，仁，勇，维护国家，保护人民，精诚绥靖，赞美宣德关圣帝君”，仅头衔就长达 26 字，与孔子并祭，称文武二圣。关羽的地位由侯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由皇而圣，由圣而神。关羽崇拜“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全皈依”、“万古祠堂遍九州”的场景。对关羽的崇拜和信仰超越了宗教、历史和阶级的限制。有些不容易统一的东西神话地统一在关羽身上(王齐洲的《关羽崇拜》)。

除了对历史氛围的特殊需求外，关羽崇拜的形成是关羽崇拜产生和发展的原始基因。陈寿的《三国志》评价了关羽在历史上“被称为万人之敌，被称为世虎大臣”和“有国士之风”。宋代以后，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扮演了关羽的各种忠诚和勇敢的事迹，塑造了关公“忠于太阳和月亮，正义薄云”的形象。但真正成功塑造关羽“忠诚”形象的作品，是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关羽写了大约18部小说，大部分内容都与“义”有关:“桃园三结义”是与刘、张同甘共苦、生死相依的兄弟。；“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是其对汉朝的“忠诚”；“千里走单骑”和“五关斩六将”是他对老刘备的“忠诚”；黄忠马失前蹄，不乘人之危，是其济困扶危的“侠义”；“白马解围”“义拜华容”，是其知恩必报的“仁义”，“秉烛达旦”，也是其对嫂夫人的“礼义”。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评价关羽“是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堪称“义绝”。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评价关羽“是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堪称“义绝”。关羽的“义绝”是他受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和各界人士崇拜的根本原因所在，关羽身上体现了“义”的全部丰富性和生动性，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满足人们对“义”的不同需求，为人们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树立了道德理想标准。随着历史的不断积累，关羽已经成为了“义”的化身，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寄托着万千民众的道德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关羽的“义绝”，使上层精英文化（大传统）与下层民间文化（小传统）在关羽身上能够达成共识，他既可以是士大夫心中“春秋大义”的代表和纲常伦理的化身，也可以是普通百姓的财神爷和守护神，关羽已然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此外，关羽文化自身蕴含的道德意蕴决定了关羽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人文价值，关公的道德品行和人格气质满足不同时代价值信仰重构的精神需求（靳凤林《历史上的关公文化及其现代性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不断赋予其新意，其“忠义仁智勇”的文化内核依然是当今构建中国特色人文价值体系的精神实质，这是关公文化的显著特质。时至今日，这一文化现象也仍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其蕴含的深层道德意蕴和核心内涵，值得我们持续思考和发掘。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 光明日报博览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