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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有一件编号为0001的国家一级文物，锈迹斑斑的底座上还有血迹。他绞死了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绞刑架。绞刑架的发展过程也与临淄区朱台镇朱台北村一个叫朱文刚的人有关。朱文刚，又名朱清源，出生于1922年3月，从小聪明，勤奋上进。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参加临淄八路军独立营。1949年2月，由于成绩突出，多次受到表扬，已调任北平市公安局郊区七分局
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警察和中央警卫团一班前往国民党警察局外七分局管辖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所大房子时，朱文刚看到墙上有一个巨大的绞刑架，问道：“你用这个外国东西处决了死刑犯吗？一位留用的老警察回答说：“听说用它绞死了贵党首领
李大钊，以后好像再也没用过了。.”“谁?再说一遍，绞死谁？朱文刚听到心里一惊，立刻问道。老警察看见朱文刚瞪着眼睛，有些害怕，不敢再往下说了。朱文刚已经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李大钊”这个词。他强烈命令在场的老警察说:“你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没有人不准动。你听到了吗？说完，朱文刚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到市公安局汇报。听了朱文刚的报告后，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立即向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报告。彭真立刻意识到，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绞刑架是一件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应妥善保管。他指示市公安局文化保护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同志，将绞刑架从功德林运至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该绞刑架是北平市文物接管组接收的第一件文物，被编成001号，位于展览室最引人注目的位置。杀害李大钊烈士的凶器被意外发现，导致朱文刚和市公安局警方追查杀害烈士凶手的想法。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局长冯基平收到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信中写道：“房地产管理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杀的主谋人，即张作霖侦察局长吴玉文，化名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蒲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冯基平立即打电话给副主任狄飞，递给他一封信：“如果你负责这项工作，你必须抓住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狄飞把这项任务交给了调查科侦察员温振海。第二天，穿着便衣的温振海骑着自行车直奔鼓楼。到鼓楼派出所，在警方的帮助下，从户口簿上找到了一个叫吴博斋的人。这名男子69岁，汉族，北京密云县人，无职业，住在旧鼓楼街4号。温振海心里暗暗想：“吴博斋”与密信中提到的“吴博哉”谐音，只差一个字，年龄也差不多，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温振海决定探索虚实。来到老鼓楼街4号房前，门没锁，温振海借口找人进去。他看见房间里有一张床，一个老人躺在床上。老人很瘦，满脸病态。温振海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老人家，你病了吗？为什么身边没人伺候你？”“唉!老了，活不了几天。老人叹了口气，一边用异样的眼神盯着温振海。从老人的眼睛里，温振海发现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退出了。温振海从老人的邻居那里得知，这位老人就是吴博斋。为了谨慎起见，朱文刚和狄飞安排侦察员查阅接管的敌伪档案，审查了国民党北平市被拘留的中国统一和军事统一特务，证实吴博斋是吴玉文。吴郁文于1951年6月20日被逮捕并判处死刑。此后，陈兴亚、雷恒成、王振南等其他凶手纷纷落网，并逐一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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