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运动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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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安平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根本上根除封建经济基础，最后与地主阶级斗争，彻底消除封建力量，激发农民革命热情，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北京电影制片厂1961年制作的《风暴》改编自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同名小说，成功再现了东北地区土壤改革经历的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它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氛围和鲜明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相当独特，生动地展示了党领导的贫困中农作为主力军，团结了由大多数中农组成的庞大农民军队，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幅推动历史进步革命的壮丽画面。

不同的“夫唱妇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蒋介石决心以战争的形式消灭共产党。我们党必须为自卫战争做好准备。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决心彻底解决新老解放区农民获得土地日益迫切的问题。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施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废除封建剥削，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作为全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当前一切工作中最基本的环节”。此后不久，全国内战爆发，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解放区各级政府派出大量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此后不久，全国内战爆发，中共中央局、中央分局、解放区各级政府派出大量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五四指示》

中央五四指示下达东北，周立波奉调出关到达那里。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长期致力于革命洪流，经历了左翼文学运动的洗礼，一直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和抗日战争宣传。他知道，“农民与地主的斗争是当时中国的主要阶级矛盾之一。基于这种认识和革命责任感，土地改革是决定我们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首先，作为土地改革队的一名成员，他于当年10月前往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参与动员群众成立农会和农民自卫队，开展反奸清算、青苗和土地斗争，帮助农民成为主人。后来，工作队所在地成立了区委会，他曾任副书记、书记，在更大范围内介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但他很快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收集和了解了情况的各个方面，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农村人物，其中许多人成为了亲密的朋友。次年5月，他调到松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松江农民》报后，在工作空间，他充满了“通过东北土地改革生动丰富的材料，展示了我党20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艰苦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喜怒哀乐，以教育和鼓励广大革命群众”的热切愿望，他开始创作小说《暴风雨》，不到两个月就拿出了作为第一部的初稿。

◆《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夏天，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解放区三分之一的地区没有土改，有些地方已经土改不够彻底。为适应“打败蒋介石，解放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要求解放区进一步开展土地改革，使解放战争取得稳定的人力物力支持，为此，在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主持下，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10月10日正式颁布。周立波得知他立即要求再次“补课”。因为他一直对创作持严肃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写的初稿材料不够丰富，从人物形象到情节结构都缺乏，需要进一步收集原始材料来丰富。他的要求得到了领导的支持。这一次，他去了松江省委五常县周家岗，在重点村进行土改，参加了“砍(砍封建树，挖财宝)运动”，即斗恶霸地主，起浮财。他同时做工作，同时修改初稿，根据当地“七斗王头”真实材料，加工演变成“三斗地主韩六”情节，农民英雄追捕逃亡地主和英雄牺牲感人事迹，移动到书中土壤改革积极分子赵玉林，使农民典型更加辉煌。后来，他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写了小说的第二部作品，试图真实、全面地反映土改运动的全貌，以及深入拉林、芦苇河、呼兰等地体验生活的收获。由于斗争过程与土改发展趋势完全一致，出版后深受欢迎和重视，曾被土改工作人员作为教科书使用。小说于1951年底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并获得了今年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它被翻译成英国、法国、俄罗斯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并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周立波和妻子林兰。

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电影已经形成了文学名称改编电影的制作特点。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代表性土改运动作品《风暴》，被列入改编拍摄计划。周立波的妻子和当时北京电影的全职编剧林兰被改编。由于左翼革命文艺作品的影响，她致力于文艺工作的进步。她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才女。她与在这里教书的周立波结婚。抗日战争胜利后，她被派往东北解放区。先后在辽西省委下乡工作组、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工作。她曾担任《东北日报》记者和《松江农民》编辑，与周立波同时参加土改运动，除支持周立波创作《风暴》外，有些章节，比如“分马”，是根据她的笔记创作的，也有以土改运动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全国解放后，她首先担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创作了反映儿童建立集体主义思想的《祖国之花》。全国解放后，她首先担任文化部电影剧本创作的编剧，创作了反映儿童建立集体主义思想的《祖国之花》。无论是土壤改革斗争生活的实际经验，还是对原始熟悉的理解，以及电影创作技能的掌握和应用，她都改编自“近水平台”和“熟悉”。

电影改编既忠于原创，又大胆创作，既突出了优势，又避免了不足。第一部小说以“五四指示”为中心，反映肖祥领导团队来到元茂屯，经过细致耐心的系列发动，组织赵玉林等贫困农民积极分子，团结领导农民，经过反复竞争，终于击败了恶霸地主韩六，粉碎了国民党土匪的报复攻击，保护了土壤改革的胜利。第二部分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为中心，表明肖翔带领团队进入元茂屯，整顿被坏人篡夺的农会组织，依托郭全海等贫农积极分子，掀起更广泛、更深入的群众运动，开展剥削账、挖浮财、起武器、分田、砍封建根的斗争，动员参军前。相形之下，后者因为内容多，描述不够集中，看起来松散拖沓。作者自己说他觉得“气不够”。根据电影容量和艺术特点，在促进结构严谨、情节集中、人物突出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基于第一部小说，揉第二部元素，肖祥和团队两次进出元茂屯合并，以贫困农民和恶霸地主韩老六为主线，坏人张富英把农会提前放在团队开始，不仅增强了与封建力量的尖锐复杂性，也为将第二部相关情节集中在打败韩老六之前提供了机会。在删除与之密切相关的抓匪特、扫堂等同时，适当合并保留的挖浮财、开枪、分果、参军等。，用于加强人物刻画，将原本是小说第一部高潮的韩老六枪杀。改为电影高潮的赵玉林牺牲后，成为群众对赵的爱和仇恨的结果，加强了基本矛盾的冲突，凸显了土改运动的曲折和正义。

曾经遇到过“换将”的曲折

拍摄任务交给了当时北影重点培养的年轻导演谢铁力，这是他继《无名岛》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

曾经遇到过“换将”的曲折

拍摄任务交给了当时北影重点培养的年轻导演谢铁力，这是他继《无名岛》之后独立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有参加土改运动的亲身经历。1940年，他参加了新四军的抗日宣传演出。他曾与军队一起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解放初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参与筹备“表演艺术研究所”。他还带领学生参加了湖北省汉阳市的土地改革，从走访贫困、扎根系列到动员农民划分土地、浮动财富、与地主恶霸作斗争。在被任命为暴风雨导演后，他反复仔细研究，深刻感受到从文学形象“转变”到屏幕形象的关键，必须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过程和势头，揭示不同类型的人物在体育发展中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塑造独特的典型人物，作为导演对电影的整体把握，反映为准确和巨大的总结，具体表现应该高度简洁，又要手法细腻。为此，他通过不同的镜头仔细处理剧本，在情节集中、情节紧凑、节奏强烈的基础上，突出了主要人物的描述，以及重要场景的氛围、势头或情感渲染。在电影的选择上，我也用了心思。我没有遵循当时以名义改编的彩色电影拍摄方法，而是从电影特定主题呈现的贫穷破碎的乡村面貌和衣衫褴褛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出发，用黑白电影拍摄，以强烈对比的色差和沧桑凝重的质感，更好地展现了肖翔工作的艰辛和赵玉林等农民朴素真挚的情感，以及他们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的悲剧气氛。

◆谢铁力(左)拍摄《暴风雨》工作照。

◆谢铁力(左)拍摄《暴风雨》工作照。

影片于1960年春季正式开拍。首先，在北京北郊和香山拍摄夏秋两季的戏剧。电影上映后，最受关注的重场戏《赵玉林牺牲》是在香山拍摄的。作为土改中有意识的农民骨干分子，赵玉林在抗击国民党残匪带人袭击时不幸牺牲。原著小说的描写比较简单，战斗一开始就被子弹打穿肚子，后来死在医院。影片将他置于主角的地位，并将他在战斗中的英勇牺牲作为整部电影的高潮，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处理。经过一系列渲染激烈战斗氛围的全景和近景镜头的快速切换，在蓝天、白云、松林的背景下，赵玉林从胜利的喜悦被细腻地展现出来。发现受伤后，他仍然坚持挣扎着迎接战友，最终倒在地上，英勇牺牲，使这个角色的性格和形象特别饱满感人。

当年深秋，摄制组前往牡丹江横道河子拍摄冬季外景剧，包括工作组乘坐老孙头的马车前往元茂屯、村口处处理坏人张福英的“接待”，以及涉及军事运动的场景。后者对时代背景尤为重要。为了体现当时东北地区“一手解放战争，一手土地改革”的形势特征，影片中出现了三个关于前方场景的场景：在前奏战斗中，肖翔接到了参与土地改革的命令，中间部队通过元茂屯转移。最后，肖翔回到部队，带领新兵前进，将土地改革与巩固后方秩序、配合前方战场推进密切相关，扩大了电影的表演空间，赋予元茂屯土改革斗争宏伟壮丽的背景。其中，片末行军场面最大，拍摄难度特别大。画面上方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军用专列，下方是四路纵队的行军部队和支前农民工。其中，片末行军场面最大，拍摄难度特别大。画面上方是一列快速行驶的军用专列，下方是四路纵队的行军部队和支前农民工。由于火车不能来回调动，此镜头只能拍摄一次，因此准确计算了火车离站和部队开始行驶的时间，以确保火车和部队能够同时进入画面。

◆电影《暴风雨》剧照。

当谢铁力带领摄制组结束东北地区饥寒交迫的拍摄回到工厂时，他意外地遇到了将更换导演重新拍摄的变化。原样片送回审，得到当时北影厂上级领导、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陈克寒的肯定。工厂领导认为，暴风雨可能成为关键电影，并决定加强力量。崔伟和他的助手陈怀白导演是北京电影厂的“四大教练”之一。看完剧本后，崔伟提出拍摄彩色故事片。一开始，工厂并不放心，因为谢铁力独立执导了一部不为人知的小片《无名岛》。听了谢铁力的想法后，一位工厂领导对拟制作的黑白电影非常不满。曾心生怀疑地说：“谢铁力可能会有一颗臭子（没有开始的子弹）！因此，《暴风骤雨》一开始并没有被列为重点电影。谢铁力以一种热情投身于这部电影的创作。出乎意料的是，他突然受到了这样的打击。虽然他本能地服从组织安排，但他仍然不明白：北京领导的样品一定是一件好事，但为什么它变成了一件坏事，不让自己一下子拍照呢？经过反复思考，他还是给陈克寒写了一封信，说明了相关情况。得知此事后，陈克寒再次提问，明确表示“我肯定是谢铁琍同志拍的《风暴》。

就这样，谢铁力又能继续执导下去，随后的内景和剩下的外景拍摄，更加用心尽力。

即使在后期制作的标题字幕设计中，谢铁力也与这部电影的编辑傅正义一起进行了创新设计。以奔驰火车为画面主体，字幕从右到左出现在火车转弯时，这与火车在衬底图片中向前行驶的方向是一致的。观众产生了不可阻挡的影响，这不仅反映了电影主题中包含的“社会在快速前进”和“时代”的暴风骤雨已经来临”的含义，又与土改工作队乘大车奔赴农村的开场戏相衔接，形成极佳效果，受到厂领导和广大观众的称赞。

融生活于艺术

一部影片成功与否，与人物形象塑造存在根本关系。为了再现土改斗争的浩大气势，该片保留了原著人物众多的特点，虽因故事情节删繁就简而加取舍，出现于片中有名有姓人物仍达30个，不仅创下当时新中国电影的最高纪录，而且都能给观众留下各自不同的印象，其中主要正反面人物的性格完整而鲜明，折射出土地改革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社会制度与阶级关系深刻变化。这有赖于导演对于人物的独到处理，做到有条不紊、主次分明，粗细结合、浓淡兼施，亦与演员的精心创造分不开，善于将生活体验与艺术表现熔于一炉。

◆电影《暴风骤雨》于洋剧照。

土改工作队长肖祥是贯穿全片的中心人物，体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饰演肖祥的于洋，年仅15岁走上革命道路，第二年就参加东北局土改工作团二团，前往林口、麻山等处进行土改，一边做群众发动工作，一边与国民党残匪周旋，前后将近一年时间。经历了严峻斗争锻炼，对中国农村这一翻天覆地的运动有着深切体验，而且影片拍摄的主要外景地，正是其当年参加土改的区域，亲身的经历、难忘的生活、熟悉的环境，为他准确把握并生动表现肖祥这样立场坚定、观察敏锐、讲究策略、作风朴素，而又富有阶级感情和鲜明爱憎的领导者形象，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坚实基础。其刚毅、深沉、真挚、富有激情的整体表演格调，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导演对于整部影片节奏的设置密切吻合，将人物干练精明、亲切坚毅的性格特征，演绎得有声有色。

在土改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形象中，最具光彩的当属赵玉林。这个受尽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庄稼汉，有着强烈的要求翻身解放的愿望，在工作队的启发教育下，迅速积极投入到土改斗争中，经受锻炼很快成长为共产党员，在粉碎土匪袭击中英勇牺牲，是土改运动中最先觉悟的先进农民代表。饰演这一人物的是来自八一厂的演员高保成，其外型质朴憨厚、生活根基扎实，具有劳动人民气质，曾成功主演《上甘岭》《狼牙山五壮士》等影片，因为他在电影中朴实、自然的表演而被导演选中。他出生在河北霸县高各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父亲都是地主家的长工，自己从11岁起就不得不外出找活计，直到抗战开始当上八路军，才开始新的生活，成长为一名文艺战士，因而对赵玉林的身世经历有切身感受，能很快进入角色，抓住人物的思想发展脉络，极有层次、逐步深入地从最初的冷眼旁观，到自发反抗，直至光荣加入共产党、为保卫胜利果实壮烈献身，真实生动而又准确深刻地表现了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对土改运动的认识过程，以及在这一彻底冲破封建压迫桎梏革命中取得进步并发挥作用。这个人物的成功塑造为影片增色很多，被认为比小说更鲜明、更丰满，也更具有典型意义。

赶车把式老孙头属于中间状态的基本群众，既残存因受私有观念影响而落后自私的缺点，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而愿意跟党走，曾被认为是原小说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影片中同样显得很有光彩。擅长配角表演的赵子岳为饰演好这一角色，从直接与间接生活出发，以早年赶大车的岳父为原型，并溶入自己曾经有过的赶车经历，以富于特征的语言及行为，突出体现人物作为车把式而具有的见多识广、世故圆滑的特点，不止表现出善言谈、爱吹牛、好面子，更凸现作为劳苦人与贫雇农爱憎一致，本能仇视地主、倾向革命，但又胆小怕事、畏首畏尾，常持明哲保身的狡黠态度。在赶车接工作队进屯途中，与肖祥等谈笑当中就有明显流露，一句含糊其辞的“差不离儿”，显示既惧怕还把持村里大权的坏人，又想让工作队摸到一点线索；后来诉苦大会上看到地主势力开始崩溃，抑制不住内心高兴而表现积极，但轮到登门去抓韩老六，却走在了后面，对别人开溜不满意，但自己也想效法，不料碰见肖队长，又回返人流之中……将这个既复杂又可爱的人物演绎得栩栩如生，形象折射出土改运动的群众性与复杂性。

同样贯穿全片的韩老六，并非一般的恶霸地主，不仅为非作歹彰明较著，而且反动社会联系广泛，工作队发动农民与之斗争也更为复杂而曲折，导演特意选择八一厂以塑造反派形象见长的刘季云饰演。他曾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战上海》《林海雪原》等片中，扮演过为虎作伥的汉奸歪脖子李、老谋深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刘义、阴险伪善的定河道人，对于韩老六的刻画，则在剥削阶级的劣根性中，融入曾当屯长掌过权而浸染的小官僚气度，表露于外的狠毒残忍与深藏于内的阴险奸诈浑为一体，着力表现出面对土改的暴风骤雨，虽难以掩饰惊惶，却竭力负隅顽抗。像这样狡诈多谋、两面三刀的反动地主形象，在当时的银幕上尚不多见，对强化矛盾冲突、反衬正面人物，从而揭示土改斗争的尖锐激烈，起了有力作用。

影片摄制完成后，曾调至1961年6月中宣部在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会议试映，得到与会人士好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称赞“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周立波表示“整个片子再现了一种雄伟的、激动人心的气派”，“表现了独创的才力”。随后于建党40周年之际在全国公映，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还被选送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并且在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放映，同样赢得肯定评价，一些正在进行独立解放运动的非洲国家也购映了影片，从中了解所关注的土地改革。此后因林彪、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创作思想就是“好人最后要死”，“塑造起一个英雄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结局”，影片受到株连而被禁锢，“文革”结束后重新面世，获誉“新中国电影史上正面反映‘土改’最成功的作品”。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侵权必究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