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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豫东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结束。一代又一代给农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兵匪战争消失了，农村进入了农民有其田的新时期。作为豫东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小胡村矗立在村庄周围，承担着保护村庄和人民的任务。它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开始衰老。
在我的记忆中，寨城是一座巨大的建筑，高约三丈，底宽五丈，绕村一周二多，可谓一座巨大的建筑。再加上周围的宽沟，南北两座高耸的门楼，似乎有传说中的水泊梁山之势，著名的寨里村之名也随之而来。这座100多年的寨城，曾经是我们寨里村人的骄傲和骄傲。自从我懂事以来，关于它的传说震惊了我的耳鼓。
据说寨城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兵祸相连，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寨里村人上下一心，立志筑城自卫。整整两年，全村100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都挥舞着铁锹，挑着篮子，从冬到夏，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工程开始完成。南北寨门采用厚厚的铁皮和厚厚的铆钉加固，城头上架着小钢枪，城门上还建有门楼供巡城人休息。当时我们小胡村的人都知道什么是“森严壁垒”，什么是“团结一致”。周围那些抢劫起票的土匪，看着这座组织严密的城堡，不得不远离它，收起觊觎的心。
光绪年间，社会保障越来越混乱，一些死人，不顾死活，屡屡犯险，村民的生命财产再次受到威胁。当时，当地著名武进士胡金檀和武举人胡金榜挺身而出，组织村民成立红枪会。经过练习，他们拿起长枪和大刀，为保卫村庄而战。有一次，一支40多人的土匪队在春节期间用刀枪攻击南门。数百名村民听到报警的钟声，勇敢地与土匪搏斗，迫使土匪退出南门。武进士傅金檀甚至提刀纵马，追到近一里的甸池，警告匪徒:如果敢再犯险，斩尔等第一级。从此，土匪闻到寨里村胡金檀的名字，都瑟瑟发抖。
民国以后，由于官匪勾结，村里出了个别不肖子孙，虽然村民们还年年修建寨城，疏浚壕沟，其实已成虚设。1948年冬天，村民胡货根等人最后一次把南门城头的小钢炮装满炸药，准备炮轰传说要屠村的土匪。最后，由于土匪内外勾结，他们成了虚摇一枪。此后，这座百年老城已经失去了它的防御作用，成为历史的陈迹。
土地改革后，农民掌握了土地和牲畜，生产发展迅速，人口急剧增加。过去的城墙已经从防御屏障变成了束缚社会发展的枷锁，人们已经从保护变成了拆除或破坏。1950年，我还沿着城墙走了一圈，寨城基本完好。当时，我们的孩子们还在城墙周围玩耍，在城墙上摘酸枣和雏桃，把寨城作为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两年后，一些地方变成了废墟，许多城墙土被挖出垫圈或墙壁，南北门的门楼也被拆除，只留下两根柱子。
说实话，这座城墙确实给村民的生产带来了很多不便。由于城墙的堵塞，人们在周围的山脊上工作，不得不绕着南北城门，拐一个大弯。为了方便起见，人们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缺口，在沟上建了一座便桥。虽然这些缺口也吸引了野兽到村子里破坏鸡鸭，但人们无法控制村子里的猪鸡破坏庄稼。这时，寨城就像一位百岁老人，头秃了，牙齿豁了，腿瘸了，最后不得不摔倒。直到人民公社化，这座百年城墙终于夷为平地，寿终正宿，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唯一留下的是我们对它的记忆。我有两篇关于这个寨城的文章。一篇是关于我母亲的，题目是《那尊雕像》，文章说:
“我的家，在豫东黄河泛滥留下的黄沙地上。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蜷缩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多米的圈子里。不知何年何月，村子周围筑起了一圈城墙，城墙外是满水的壕沟。我家在村子的最西边，院子后面是长满酸枣树和杂草的老城墙。爬上城墙西望，穿过沟岔的西坡，可以看到三里外的丈八沟。我的学校位于丈八沟西三里路的土山店村。“记忆中的雕像站在消失多年的古城墙上。经过60年的磨砺，它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中：高高的身体独自站在那里，见证着我在上学的路上渐行渐远。每次回头看，她的身影从大到小，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她是我的母亲。“在我母亲的尸体旁边，我想起了站在城墙上的身影。她突然变高了，像一尊不屈不挠的大理石雕像，在豫东的田野里闪闪发光。”
另一个题目是《梦姐》，是写寨城给我们带来的不便：
“有一次，我背着一大篮草抄近路爬城墙回家，爬不上去。我爬了好几次半中腰，又滚了下来。梦姐看见跑过来说：‘傻哥哥，你拿出一些草，放两次背！我感激地说：“好姐姐，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座寨城，从诞生到消失了100多年，与寨里村的生存和发展血脉相连。这段历史是不断被切割和抹去的。也许几十年或几百年后，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但这段历史是永恒的，它有权在寨里村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7年方舟散文集(故乡刺玫瑰)
来源：新华 官渡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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